今后中美两大国之间互动可能形成如下几种网络关系：1、中美两国网络空间完全“脱钩”。2、不完全脱钩，但互相威慑。3、中美两国都拓展自己的互联网空间，因此形成两个大的“区域网”。事实上所呈现出来的大趋势是朝着这三种发展，或者是它们的混合。如果这样，世界必然面临绝对的不安全状态。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大国追求绝对的安全，那么势必为另外一个大国制造绝对的不安全，因此另一个大国也必然会绝地反击，给“加害者”制造绝对的不安全。

美国放弃反对“北溪-2”是其“拉欧”逻辑的自然延伸，旨在挺德稳俄。可以说，美国在“北溪-2”上的退让赢得了德国的认可与支持，是以退为进的妙招。但德美关系不等同于欧美关系，“北溪-2”可能是拜登政府对欧让步的最大极限，数字税、钢铝关税等问题不能一直拖下去，且不能排除在此次“北溪-2”中获得自信的欧洲在自主道路上越走越远。由此可见，美欧关系新蜜月期不会持续太久，未来在磕磕碰碰中并肩而行将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常态。

美国将大国竞争引入非洲是其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的一部分，其结果必将引发“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之间的联动或互动效应，引发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关系的变化，也将迫使非洲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进而影响到中非关系。当然，美国能否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它的预期目标，一方面要看美国对非洲的投入有多大，另一方面还取决于非洲对中美在非洲博弈的反应。

短期看，在谈判问题上伊朗不急美国急，谈判停滞期间伊朗可以放手发展核能力，还能继续出口石油；长期看，伊朗最终不敢造出核武器，而且只要美国下了决心，仍然可以收紧对伊朗的制裁，因此伊朗的优势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美俄启动战略稳定对话有助于维护双边军控体系，有助于减缓军备竞赛，对于国际安全具有积极意义。但双方要达成进一步的军控协议并非易事，因其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较大。

美国从中东收缩，从阿富汗撤军，战略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对地区盟友伙伴的安全保护能力弱化，迫使他们自主承担安全责任，中东各国纷纷“自救”。因此，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认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继续与伊朗、土耳其对抗不符合其利益。未来四年随着美国对中东投入的持续减少，中东地缘政治环境或将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伊核问题一天不处理好，美国就难以真正实现从中东抽身，难以全身心投身于与中俄的全球战略竞争中去。就这次的海上危机对伊朗发难，拜登政府不仅担心事态扩大，伊核谈判生变，还必须提防以色列借此生事，致使危机升级。保守派莱希的当选加深了美国和西方的焦虑，也带来多重不确定性。

近年来多边主义出现倒退，民粹主义有所抬头，世界各国相互依赖的程度相对下降，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当前多边治理体系亟待完善，治理机构亟待改革，而这一切的基础是重建信任。可喜的是，多边主义在某些领域仍取得了进展，尤其是中美愿在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说明竞争对手也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拜登政府敦促日韩应该与美团结一致，“发挥联盟的优势”压倒中国。然而，日韩在对华政策上表现迥异的事实却非美国所愿。美日韩难以在对华政策上“发挥联盟的优势”有着广泛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联盟关系上的不平等、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结构上的不对称、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激化了美日韩在对华政策中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次天津会谈显然解决不了中美如何管控竞争这一重大问题，但至少确立了管控竞争这一战略共识。在此意义上讲，天津会谈之后中美的各级别会谈有望在吵吵闹闹中陆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