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欧在经济复苏政策上的差异，或愈加加深双方分歧。可见，美欧从经济到政治的“道路分歧”不会随拜登政府对欧政策调整而扭转，拜登政府也不足以让欧洲放弃“战略自主”。虽然欧洲仍将美国视为盟友，但他们的关系已步入“该合作时合作、该竞争时竞争”的新阶段，“竞争性伙伴”的定义或许更适合他们。

目前美国的决策层非常清楚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在进行，同时对霸权衰落的恐惧又和对中国上升的担心、焦虑结合。这就形成了美国战略重大的根本性的调整，调整就是扭转美国的霸权衰落过程，滞缓甚至挫败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过程。这使中美竞争方式和竞争重点出现了巨大变化，中国面临机遇和危机并存的局面。

与前四次不同，这轮加沙冲突非同寻常，多重因素影响下正呈现新剧本。首先，哈马斯展示的实力超出以色列预判，后者必会改变传统打法。第二，以色列国内的族群暴力冲突正成为其心头大患。第三，以色列正处于政治十字路口，此轮冲突必会加速其政治重组。第四，美国内政治出现变化，对以色列的支持出现动摇。第五，国际社会的关注点，从“两国方案”转向以色列的“占领者责任”。

美俄对抗欧亚遭殃，美俄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其关系的走向将影响地区和国际格局的演进。一是影响主要大国的互动格局。紧张的美俄关系给渐缓的俄欧关系带来阴影，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获得进一步发展，俄也会进一步推进与印度、日本，乃至非洲国家的关系。二是加深欧洲安全困境。三是引发或加剧欧亚局部地区动荡态势。

冷战后，北约为维持军事同盟合法性，一直以“吸纳新成员、定义新身份、寻找新对手”的方式，不断动态调整战略重心、推动战略转型。但北约东扩一步步将自身的军事力量推至俄罗斯的“国门”之前，战略缓冲带缩小增大了与俄爆发地缘冲突的风险。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不仅使北约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考验，也把自己推入两难。

4月15～18日，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首次面对面会谈。日美首脑会聚华盛顿，对外彰显“同盟团结”，推动两国新一轮战略互动趋向于“阶段性高潮”。在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作为“第三方”的日本日益倾向于紧密捆绑美国而强化对华制衡，这也导致中日关系面临更复杂、微妙乃至危险的局面。

防务合作作为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领域，其发展和突破离不开战略上的契合。印法防务关系之所以能在近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与两国在“印太”框架下的战略趋同密不可分。而且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印法防务合作面临新机遇。拜登“回归多边主义”外交政策有望使印法在“印太”方面合作更加机制化、网格化。不过，尽管坐拥众多有利条件，印法防务合作仍面临一系列限制因素，两国的能力水平始终决定着合作的程度和深度。

拜登之所以敢冒土耳其之大不韪，触犯土耳其核心利益，首先在于中东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其次，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改变国家政体后，独立外交意识越来越强，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不过鉴于美国是北约中最力挺土耳其的盟友。拜登虽主打人权牌，也脱离不了现实主义的考量。拜登政府通过先抑后扬的打压方式，迫使土耳其在其他一些重要议题上做出退让，配合美国的利益诉求。

目前美沙关系正走向新阶段，沙特乃至中东在美全球战略中的分量下降，美沙共同利益以及对彼此战略需求的日益减少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难以改变的历史趋势。对穆罕默德王储来说，反复无常但爱财的特朗普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而外交老手拜登则是不那么容易打交道的。

鉴于俄美关系正以更强的烈度、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跨入“黑障时刻”。这意味着在目前美俄很难为两国关系做出长期的、可预测的战略安排。即便近期内俄美能够举行元首峰会，但两国关系在短期内也难以增加可预知性。俄美双方只能摸索前行，见招拆招，以应对两国关系中不可预知的各类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