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宣布启动接收伊朗成为正式成员的程序。从“上海五国”发展至今，上合组织不断根据国际形势发展与自身需要进行扩员。此次上合组织接收伊斯兰世界大国伊朗为成员国，对双方都有明显利好。

美国打压促使欧亚大陆国家“抱团取暖”

早在2005年，伊朗就成为了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并在2008年正式申请成为成员国。但由于在2015年以前受到联合国制裁，并在2018年与塔吉克斯坦在对待该国伊斯兰复兴党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导致塔反对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伊朗多年来一直被排除在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之外。如今，伊朗的成功加入既是它与上合组织间积极互动多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也与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直接相关。

美国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全面打压是加速欧亚大陆国家“抱团取暖”的重要原因。从中俄方面看，近年来美国对中俄持续加紧的战略打压使两国关系日益紧密并寻求遏制美霸权扩张。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华遏制围堵日趋升级，中美关系陷入建交40年来最糟糕局面。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断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并在俄周边生事捣乱。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美国对中俄的持续打压，促使中俄两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趋升温，并在更大范围内寻求遏制美国霸权扩张。而上合组织就是加强全球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平台。

从伊朗方面看，美国加大对伊朗打压力度促使其外交政策加紧“向东看”。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以来，美国始终对伊朗进行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2013年时任伊朗总统鲁哈尼上台后，曾一度加大“向西看”力度，指望通过停止核活动换取美国解除对伊制裁，乃至实现美伊关系缓和。然而，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公然撕毁耗时多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同时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这不仅使伊朗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也让伊朗精英群体对美国的幻想彻底破灭。2021年，新总统莱希上台后的作为显示出伊朗的反美立场日趋坚定。2021年9月，莱希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抨击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持续在新冠疫情期间对伊朗实施制裁的霸权主义行径，强调制裁已成为美国的新战争形式，伊朗不会再相信美国政府所做的任何承诺。

伊朗加入意义重大

毫无疑问，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对双方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先，上合组织扩员有助于壮大维护世界正义和平的力量，抑制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美国作为游离于欧亚大陆外的海权国家，在欧亚大陆一直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以防止该地区出现足以挑战美国霸权的地区性大国。近些年，美国虽然开始进行战略收缩，但“印太战略”与随之建立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使美国插手亚太事务的野心昭然若揭。对欧亚大陆国家而言，若要遏制美国霸权扩张势头、防范被“逐个击破”的风险，实现欧亚大陆国家的团结十分关键。上合组织的建立和扩容，便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伊朗是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在经历过2003～2011年伊拉克战争与2011年的中东政局剧变后，过去长期主宰中东地区事务的伊拉克、埃及等阿拉伯强国力量日趋衰落，伊朗崛起态势则日益明显。目前，伊朗的地缘影响力东至阿富汗，西抵地中海，南至非洲之角，北至高加索。无论是对巴以冲突、叙利亚战争还是也门战争，伊朗均具有相当影响力。因此，上合组织接收伊朗后，可极大增强应对美国全球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受西方国家孤立，伊朗石油出口和外资引入受到严重打击，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加入上合组织有助于伊朗摆脱外交孤立，并为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空间。

其次，有利于形成反恐合力。反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是上合组织成立之初的重要目的。2011年中东政局剧变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大中东”为策源地，不断向周边扩张，由此给相关国家造成极大危害。2015年以来，国际社会加大了对盘踞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极端组织的围剿力度，“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势力范围不断缩水，但也刺激了极端组织在作战方式和组织形态上的转变。根据《2020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阿富汗是世界范围内遭受恐怖主义威胁最严重的国家。美军撤离阿富汗或为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组织提供新的活动空间，地区极端主义势力恐将抬头。在恐怖主义日益呈现跨境流动特征的当下，恐怖主义治理难度越发艰巨。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接收伊朗为成员国将有助于建立保障中亚地区安全的屏障。伊朗一向注重治理恐怖主义，与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在安全方面也多有合作。伊朗的加入或可促进各成员国在反恐方面进行情报共享和跨境合作，有助于抑制恐怖主义势力向东扩张，并促进各成员国在难民问题、极端主义势力扩张等问题上开展合作。

仍需提升集体行动能力

接收伊朗后，上合组织将有九个成员国，范围覆盖中东、中亚、东亚等欧亚大陆主要地区，人口总数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1%，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超过全球的20%。这显示出上合组织将拥有更强发展潜力。

然而，上合组织仍需提升集体行动能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或将放大上合组织决策力与执行力不强的痼疾。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指出，集团成员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因此在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碍就越大。在面对新冠疫情时，相比东盟等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已显示出存在整体反应速度和行动效率较慢的问题。二是各国文化背景更加多元，上合组织的异质性问题或将更为突出。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彼此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各国形成合力并不容易。例如，伊朗和塔吉克斯坦的关系就比较微妙。历史上，伊朗曾积极向塔吉克斯坦进行宗教渗透，尤其是在1992年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之后。因此，塔吉克斯坦至今仍担忧伊朗有借宗教干涉其内政的可能。这些问题未来可能对上合组织提升内部凝聚力增加阻碍。

(作者田文林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焦滋媛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