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突尼斯的实际状况并不乐观，政治碎片化趋势明显，同时经济状况今不如昔，这与“茉莉花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直接相关。2011年中东剧变后，一些北非国家将打碎原有政体、转向分权政体视为头等大事，将“民主转型”作为纾解困境的制胜之道。但实际上这些国家治理模式“破旧立新”的过程并不成功，可以说“阿拉伯之春”只是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革命”。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改革者、补充者。下一步，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就要继续消化吸收世界上好的规则，同时，结合自己的情况，完善、强化、补充现有的国际规则。现在世界进入有限全球化时代，这个阶段的全球化，资本、技术还是会流动，但会受到限制，贸易程度会降低，各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强化一些。所以说，全球化不会退回40多年前。而且从大历史看，经济逻辑最终还是会打败政治逻辑，所以这种有限全球化不会完全改变全球产业链格局。同时，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不会完全脱钩。由于中国在市场和技术上还有发展潜力，目前应利用内循环的机会，把国内规则统一起来。

从全球战略角度看，中东到底还有多重要，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争论的话题。但是中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应该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确定结论。

当前伊核协议恢复的前景面临新形势。美国拜登政府有意兑现竞选承诺，修复盟友关系，防止中东局面失控，牵制中国与伊朗合作。伊朗也有缓解制裁压力、改善外部环境的需求。美伊达成妥协可能性较大，最终协议能否恢复，取决于伊朗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条件，和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除对伊制裁。

土耳其与欧洲虽然龃龉不断、问题层出不穷，但双方仍试图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不过，随着地缘政治矛盾和宗教话语冲突不断加深，土欧关系的前景依然黯淡，双方关系起伏波动的势头也将持续下去。

美国霸权的衰落正在进行，美国对自身霸权衰落的恐惧和对中国的担心结合在一起，是美国战略发生重大调整的根本原因。这对中国的含义具有两重性：首先，我们不能低估这种战略调整对中国造成的压力和威胁。其次，美国霸权衰落，对我们意味着某种机遇：其一，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会发生深刻变化。其二是全球经济的重新组合。其三是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在下降，甚至会发生动摇。其四是技术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等的重组。

尽管此次会晤取得成果有限，美方不可能通过一场短暂的元首会晤实现美俄关系的全面改善，更难通过三言两语就能离间中俄关系。但拜登政府仍可借峰会进一步稳住、拉拢欧洲盟友伙伴，同时避免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矛盾集中释放，为推进以“长期战略竞争”为基轴的对华政策布局争取时间和空间。

伊核协议谈判在当前再度面临严峻考验，其最深刻的根源仍在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之间长期对抗的结构性矛盾。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伊朗突破伊核协议导致的技术性问题尤其是伊朗核能力的变化等技术性问题，以色列作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不断向美国和西方施压，是导致伊核问题再现紧张的具体原因。

由于中美相互依存是美苏之间所没有的，而且意识形态之争今昔不同，再加上当今世界不存在集团和阵营竞争，所以说目前的中美关系不是冷战时的美苏关系。未来美中两国只有相向而行，重启对话，聚焦合作，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才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并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尽管美俄领导人努力寻找两国关系的“支撑点位”，但双方尚无充分的意愿、条件和能力解决结构性矛盾，难以跳脱美俄关系“重启”的无限循环怪圈，稳定且可预测的双边互动仍将在常态化对抗的主线逻辑中运行。但在遏制与反遏制进程中，原则问题寸步不让、策略问题灵活机动的外交传统也可能成为美俄关系发生突变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