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处在区域冲突期、技术升级期、疫情胶着期、体系改革期等“四期共振”的特殊阶段。大概率地看，“四期共振”中，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会出现剧烈的数字转型与分化，国际格局的权力重心将快速向亚洲转移，西方政治体制会遭遇意想不到的衰败境遇，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不得不面临必须改革的前景。

从经济动能、政治体制、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四个重要层面看，以中国“十四五”期间来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四期共振”期间将加速演进。只有把握这些变化，中国才能充分抓住当下仍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经济动能的重启

从经济增长态势看，人类社会将全面进入“数字时代”。随着5G技术的全球推广与新冠疫情的全球肆虐，此前被挡在“数字鸿沟”之外的欠发达国家与低收入人群不得不参与或卷入以网络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为主要特征的全球“非接触经济”。后疫情时代，数字化将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众日常生活与工作的必备条件。数字增长将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对原有的国际与国内经济贸易体系产生迭代效应。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2019年报告，2022年全球互联网的数据流量将比2017年增长334%。激增的数据流量折射了全球网络用户的暴涨，以及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自动化等前沿技术的广泛推广，一个无孔不入、无人不联的“全球数字链”正在形成。

数字增长伴随的数字竞争，成为拉开国力差距的关键变量，“极化”现象愈加明显。截至2019年底，美国和中国两国占有全球79%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75%的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75%以上的云计算市场和50%以上的全球物联网支出。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七家“超级平台”占据全球70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总市值的2/3。新冠疫情两年来，更是使苹果、微软等市值增长300%以上。“十四五”期间，中国仍是数字经济最蓬勃发展的国家之一。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预估，2019年数字经济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还将长期保持70%左右。在全球层面，中国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物流、电信科技与金融服务的全球数字化转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全球数字重构。显然，中国从信息时代的“跟跑者”逐渐成为数字时代的“领跑者”。但面对更强者美国的竞争压力，以及各国智能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广度与创新效率的差别而形成的“新数字沟壑”，中国必须在“十四五”期间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解决各类“卡脖子”事项，防范数字化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拥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数字中国”。

二、大国格局的重塑

从大国格局态势看，经济总量的国家位次将逐渐开启“亚洲时代”。2025年中国GDP总量将接近美国，甚至有可能赶超美国。印度超过德国，接近日本，排在全球第四的位置。欧洲诸国国力将沦入1520年麦哲伦环绕地球以来的“五百年未有之颓势”。美国从1890年代以来连续130多年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接近终点。前四大经济体首次出现亚洲占三席的东方复兴局面。

以重秩序为文化主流的东亚各国，对“百年未有之疫情”的抗疫成效普遍好于重自由为主流价值的欧美国家。2022年元旦，《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东盟十国、中日韩三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合力打造世界上参与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标志着亚洲区域合作在全球复苏进程中领衔全球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主义。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全球比重增长至57.3%，创历史新高。预计2025年突破60%。亚洲在未来五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望超过65%，消费增长贡献将超过75%。

正如美国知名印裔学者帕拉格·康纳在其新著《亚洲世纪》一书中所说，“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受到19世纪欧洲化和20世纪美国化的影响……21世纪亚洲化在世界文明的兴起犹如地理学中最新的沉积层形成……20世纪美国梦将被21世纪亚洲梦所代替。”在后疫情时代，亚洲人的行为准则越来越被推崇。很多人认为，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社会，政府与市场、重商与重义、权利与责任、自由与自律、个人与社会之间更能呈现微妙的平衡，更有助于人类发展。作为“亚洲的中国”（梁启超语），中国“十四五”期间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要聚焦的国际区域势必会从西方转回亚洲。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全球范围尤其是深化在亚洲区域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促进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政治体制的重生

从政治发展态势看，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将普遍陷入“衰败时代”。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欧洲强国将告别“强人执政”，政党制衡的局面加剧。被称为“民主灯塔”的美国，特朗普虽卸任，但特朗普主义仍在蔓延。拜登执政恐怕难以弥合民主、共和两党“相互否决”式的政治分裂状态，美国“国内冷战”（civil cold war）已爆发。源于18世纪的“多数票决”方式遴选国家领导人的西方政治制度显现生物进化式的衰老状态。

197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一度让人深信世界历史将止于西方民主与市场经济的终点上。但21世纪以来，民主化先于现代化的那些国家，多数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失序与政治固化的发展窘况。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与特朗普胜选等“黑天鹅”事件频频发生后，西方作为世界政治发展的坐标作用大为削弱。特朗普执政四年更是撕掉了所谓“民主政治”的遮羞布。政策周期性的“钟摆”，使欧美国家发展陷入“内卷化”的深渊中。

近年来，世界都认为，欧美政治体制病了，且病得不轻。那到底怎样的政治设计才匹配各国的国内治理、大众利益、政党责任、公民权利呢？“历史终结论”始作俑者弗兰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自我反思道：“新兴与老牌的民主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这样的反思对未来各国的政治选择是有价值的。

西方之鉴在于，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制度。“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新征程，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越来越被世界所接受。与此同时，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保障人民平等参与的权利，建成法治国家，中国仍任重道远。

四、全球治理的重组

从全球治理态势看，二战后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体系将迈入“改革时代”。由于特朗普“美国第一”的政策干扰以及近年来的各国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影响，全球治理在新冠疫情期一度出现“休克”状态。俄乌冲突导致世界秩序进一步失序。联合国作为国际治理的引领者角色缺位，世界贸易组织（WTO）面对国际贸易骤降束手无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察与协调各国货币与汇率政策的作用乏善可陈。以促进有效全球治理为目标的国际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拜登一当选，即宣称将带领美国重回多边主义。尽管拜登式回归是以重塑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为主要目标，这未必被全世界所接受，但不得不承认，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组织、《中程弹道导弹条约》、万国邮政联盟、《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由于特朗普“任性”而导致美国退出的全球治理条约、协议与组织在未来几年会重新发挥国际作用。

全世界对联合国改革、WTO改革、IMF改革的普遍呼声，都是为了提升有活力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十四五”期间，各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权限与份额博弈的竞争会日趋白热化。很有可能的现象是，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主义治理规则不断取代传统的全球治理规范，1945年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框架倒逼到了“不改革，将死亡”的悬崖边。

“十四五”时期的中国必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进程。中国不当新的霸权国，而是坚持多边主义、平等主义、协商主义，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的形成。但“中国方案”仍须经历从理念到实践再到具体文本的过程，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上的投入与付出还需要更多。

总而言之，从经济动能的重启到大国格局的重塑，从政治机制的重生到全球治理的重组，未来五年的世界肯定将进入从二战以来甚至是19世纪末以来的动荡变革期。这个“百年变局”决不能简化为“东升西降”，其复杂程度超过多数人的想象。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美竞合式博弈日趋激烈化，发达国家与多数新兴国家的老龄化日趋明显，去全球化、保护主义的逆流日趋汇合，科技创新的竞争如同战争般日趋残酷，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影响着世界的力量日趋强大，中国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与新挑战。

对此，中国不必慌张，更不能轻敌。遭遇近年来美国打压、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的中国，理应比过去更成熟，更能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树立底线思维，识变、应变、求变，中国一定能把握这个全新的战略机遇期，趋利避害，朝着下一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网主办的“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研讨会发言整理，文章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