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发生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向激进，与周边国家以及欧美盟友龃龉不断，导致其外部战略环境持续恶化。2015年前后，土耳其为改变跌到谷底的外交孤立状态，开始着手调整对外政策，修补与地区内国家的关系，同时在非洲、中亚等地拓展影响力，但其政策调整却迟迟未能有明显成效。近期，为尽快打开局面，改变被动处境，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展开了新一轮“魅力外交”攻势。

加快和解步伐

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政府与埃尔多安曾因坚定支持“政治伊斯兰”，积极介入叙利亚、利比亚内战，广泛参与东地中海地区的油气资源争夺，力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而同时开罪了埃及、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等地区主要国家。但近两年来，土耳其与上述国家关系出现了明显的缓和迹象。

埃尔多安曾多次向埃及、以色列及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公开喊话”，表示希望“在双赢基础上”改善与各国的关系，并以最大限度扩大合作。对埃及，土主动限制本国境内具有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背景的媒体对埃及塞西政府的批评言论。2021年，土耳其与埃及实现了自2013年双边关系破裂以来的首次外交接触，土还派出副外长级代表团赴埃会谈，意在为土埃关系正常化奠定良好开端。对阿联酋，土通过外交渠道释放缓和关系的诚意，并推动双方高层会晤。2021年11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访问土耳其，承诺将在土设立价值10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基金；2022年2月，埃尔多安回访阿联酋，双方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并启动防务合作与自由贸易谈判。对沙特，土努力改善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关系。2022年3月，土表示将停止审理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并将把相关文件与人员移交沙特，这被外界视为埃尔多安向沙特王储示好的“实质性举措”。对以色列，土耳其借助2021年6月以色列新一届联合政府上台的契机，使双边关系实现“破冰”。2022年3月，以总统赫尔佐格访问土耳其，成为14年来首次访问土耳其的以色列领导人，埃尔多安将此访定性为土以关系的“历史性”转折。

除与地区国家和解外，土耳其还在亚洲、非洲等地积极拓展外交空间。2021年11月，在土耳其主导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升级改组为所谓“突厥国家组织”，强化了土耳其与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突厥语国家的利益关联；2022年3月，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与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举行“历史性”会晤，双方表示愿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进程。2021年10月和12月，土耳其在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先后举办了“土耳其—非洲经济和商业论坛”与第三届“土耳其—非洲伙伴关系峰会”，深化与非洲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土耳其也积极充当“调解人”，力图促成俄乌会谈，努力在地区乃至全球外交舞台上塑造和平友好的正面形象。

内部动力源于“脱困自救”

土耳其大力推进与邻国关系的缓和，广泛发起“魅力外交”攻势，其直接动力在于“脱困自救”。

首先，缓解经济困境，防范治理危机。自2018年以来，土经济始终在危机边缘徘徊：货币持续贬值，2021年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下跌近50%；外汇储备大幅缩水，2022年2月土耳其外汇储备仅为757.16亿美元；国内物价飞涨，2022年4月通货膨胀率高达61.14%，为20年来最高水平；民生物资供应短缺，中低收入家庭日益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呈断崖式下跌，从2013年的12600美元降至2020年的8500美元。此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土经济形势雪上加霜，而全球通胀来袭、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及俄乌冲突爆发，进一步给土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风险。

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来说，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其执政的稳定性与合法性。正发党在执政的最初十年，凭借带给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成就聚拢了大批支持者。但如今土耳其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埃尔多安经济学”恐将“跌落神坛”，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本人的支持率也屡创新低，这给埃尔多安参加2023年全国大选的前景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土国内反对党派也摩拳擦掌，想要“夺回执政地位”。因此，埃尔多安迫切需要借助外力将本国经济拽出泥潭。

其次，突破外交困境，防范战略危机。近年来，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持续下行，拜登政府上台后亦无明显改善迹象。美国不仅继续推进针对土耳其的制裁，“惩罚”其购买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且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境内大批亚美尼亚人遭杀害事件为“种族灭绝”，并由此指责土耳其的人权问题，拒绝邀请其参加在2021年12月举办的所谓“民主峰会”。与此同时，因难民问题和东地中海油气争端，土耳其与欧洲的关系也停滞不前。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在不放弃与美欧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积极与周边邻国缓和关系，并在亚非地区拓展合作，既为改善自身战略环境，也为对冲与美西方关系继续走低的风险，更是为其未来的“东西平衡”外交策略进行布局。

顺应地区缓和大势

土耳其的新一轮外交政策已初见成效。究其原因，除主观推动外，更重要的是顺应了地区地缘格局变化的大趋势。

首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态势仍在持续，导致地区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不断上升。2019年9月，沙特东部核心产油区的石油设施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其石油产量瞬间“腰斩”，美国却没有采取任何公开措施帮助沙特进行反击或保护石油设施；2021年8月，美从阿富汗仓皇撤军，并加快从伊拉克撤军的步伐，且未对两国做出相应的善后安排；2022年，美在乌克兰危机中煽风点火，俄乌冲突爆发后却拒不出兵援乌。凡此种种，使中东地区的亲美国家日益认识到要尽快为一个“没有美国的中东”做好准备，遂纷纷调整政策，谋求改善外部环境。例如，近两年，阿联酋、巴林、苏丹及摩洛哥先后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开始寻求与伊朗改变“敌对关系”，并在2022年3月接受采访时称以色列是“潜在盟友”；2018年，阿联酋重开驻叙利亚使馆，并在2021年派国家安全顾问塔农·阿勒纳希安出访伊朗；2022年3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访问阿联酋，此访被认为是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叙重返阿拉伯世界的“破冰之旅”；2021年1月，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搁置分歧，签署了《欧拉宣言》等。因此，土耳其顺势与邻国关系和解，成为该地区局势缓和“大合唱”中的一部分。

其次，近年来地区国家经济发展频遭冲击，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复苏。2014年以来，国际油价长期在低位徘徊，这不仅重创了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产油国，也使埃及等依靠产油国侨汇和财政援助的国家陷入困境。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中东各国普遍需要应对债务增加、通货膨胀、利率上升、货币波动等压力，同时还需警惕经济下行触发国内政治动荡的风险，因此各国外交政策日益转向务实合作，越来越把恢复经济增长作为优先任务。这既成为土耳其开展“魅力外交”的动力，也为其政策落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环境。

核心矛盾难解

然而，中东地区各国矛盾错综复杂，“一笑泯恩仇”决非易事。埃尔多安虽逐渐与昔日对手“握手言欢”，却无法掩盖与各方分歧仍存的事实。

因意识形态根基所在，埃尔多安和正发党难以放弃对“政治伊斯兰”的支持。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由土耳其力挺的穆兄会被埃及视为恐怖组织；而哈马斯也被以色列视为恐怖组织；海湾地区君主国家更是把“政治伊斯兰”视为动摇其统治根基的最大威胁。目前，因地区“政治伊斯兰”处于低潮，埃及、以色列、沙特与阿联酋等国接受与土耳其改善关系并扩大合作，但伊斯坦布尔仍被认为是穆兄会等势力的长期“庇护所”，这或为土与相关国家未来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

此外，在利比亚和东地中海油气争端的竞技场上，各利益相关方也都没有真正改变立场，仅暂时控制了事态升级。土耳其难以放弃在利比亚的既得利益，更不愿使该国失去作为撬动东地中海局势“战略支点”的地位；埃及与阿联酋则难以接受土耳其的军事力量长期驻存利比亚；以色列也很难减少与希腊、塞浦路斯等与土耳其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在东地中海的油气合作。因此，土耳其与各方利益或仍难免碰撞。

土耳其或寄望于通过和解与合作为上述问题寻找非对抗的新式解决方案，但究竟能否如愿，最终可能还要由国际与地区地缘格局的变化发展和利益分割的具体方式来共同决定。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