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秩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霸权思维作祟，有法不依。第二，现有国际治理机制与当前现实脱节。第三，国际治理落后时代发展步伐。第四，改革阻力大。为解决上述问题，当务之急是排除困难，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国际秩序，这将更加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也将为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更大空间，带来更多机遇。改革与完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由之路。改革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的核心作用，重点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治理合法化以及国际组织构成合理化。

美伊关于伊核问题的谈判，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伊政治博弈在现阶段的集中体现。双方积怨甚深，相互敌视30多年，缺乏最低限度的信任，要想解决伊核问题绝非易事。跟何况当前中东形势的大局，一方面是美国影响力下降，一方面是伊朗影响力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伊朗核问题恐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美伊和解绝非短期内所能办到。

为了正视历史，开辟未来，中俄两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和平理念，奉行和平的对外政策，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致力于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多极化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中俄两国都认为，一个公平合理的多极世界将更加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也将为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更大空间，带来更多机遇。都主张要坚持联合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承担首要责任，坚持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坚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最需要的是要提高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小国家在联合国中的话语权和决定权。

自9.11以来，全球反恐阵线从来就没有形成真正合力，也没合拍过。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伊拉克乱了，IS起来了，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大了，美国几无所得。归根结底，美国的中东战略，无论反恐还是敌友抉择，都是以美国的利益为本，并非基于这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要恐怖袭击主义的幽灵不在本国上空浮荡，无非是摇旗呐喊，或者只是军机参与，不敢与恐怖分子短兵交接。打击恐怖主义，让恐怖主义的幽灵从中东、非洲和其他地方消失，国际社会还应持续加力，不能松懈。美欧有责任，其他国家也不能壁上观。

对沙特而言，此番大动干戈并不能带来其也门政策的乐观前景。沙特在也门的泥淖里或将面临左右为难的尴尬。首先，扶植一个亲沙特的也门逊尼派政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次，应对相关的外交挑战也决非易事。沙特组建国际联盟打击也门什叶派，但这种国际联盟恐怕并非铁板一块。并将进一步凸显沙特与伊朗两强崛起的地区格局。伊朗或许不会在也门问题上与沙特进行全面对抗，但双方无疑将继续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林、也门等存在教派矛盾的国家进行或明或暗的博弈，这无疑将成为沙特面临的长期挑战。

此轮中美安全博弈不仅对中美双方原有的战略走向与战略构架形成冲击，还对国际安全格局态势与全球地缘政治形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导致：一、中国战略西向，面对来自东面的战略压力，中国开始调整对外战略方向，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向西挺进，从“战略东向”转变为“战略西向”，暂时避开了东亚，转向西线，以达到扬长（经济贸易、基础设施）避短（军事、安全压力）之目的。二、美国东西两线作战使其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三、大国安全博弈重心西移，国际安全格局呈现某种“西升东降”，即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有所下降，而欧亚西陆的安全地位有所上升。

美国强调战略耐心，根本原因在于经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力削弱，处理国际事务必须量力而行。此外，美国内政治僵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手脚。目前战略耐心已成为美重要政策工具之一，这主要反映在：第一，使用武力不再是第一选项。第二，“集体行动”挂帅，遇事把盟国和伙伴国推到第一线。第三，不着急、慢慢来。第四，出工不出力。第五，以逸待劳。美国推行战略耐心并不等于不作为，美国强调战略耐心更多着眼于策略的调整，不变的是美国维护世界主导权的战略目标。

从伊朗到IS，沙特面临双重夹逼，既有地缘政治的，也有宗教层面的。沙特再不行动，将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与其逼仄被动，不如主动出击。胡塞武装分子很容易被打垮，但战争带来的教派仇恨会加剧。一是胡塞武装分子可能会由争夺政治权力什叶派，演化为具有恐怖主义倾向的什叶派。二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将更趋恶劣。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不会削弱只会增强，逊尼派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什叶派和IS的双重夹击。三是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政策趋向温和调整，沙特等传统的逊尼派亲美国家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也许，这将倒逼逊尼派国家和以色列“抱团取暖”，从而使得中东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变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息息相关、紧密相联。首先，“四个全面”与全方位大外交之间，是国内工作大局与国际工作大局的关系，二者密切互动、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务必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其次，“四个全面”与全方位大外交之间，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与服务保障、战略手段的关系。再次，“四个全面”与全方位大外交之间，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而且外交工作自身也面临“四个全面”的任务。第四，全方位大外交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有力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