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国情所决定，是中国人民所选择。中国的成就再显著，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并不存在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所谓“北京共识”。有人说，美国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保守心理作祟，即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偏执信仰，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国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对这种“专横强制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了。这个说法符合实际。至于有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目前已扩展到了太空、电子、网络等非传统领域。这些属于非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有效合作中加以协调管控。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不足为信。

今后美国政府为其对华战略确立了如下的基本原则，要在确保对华优势和控制力的基础上，加强对华改造力度，尽可能多地从外部塑造中国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具体表现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简单来说，就是不阻碍或者鼓励中国在现有秩序内的正常国家行为，但对于打破秩序的行为则比过去施加更大的压力且不回避正面公开对抗。目前看来，美国国内“对华必须更为强硬”似乎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这一点在美国即将进入火热阶段的总统大选中也体现出来。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不会平静，虽然它会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但美对华防范的步步升级看似已无法避免，这应该成为未来解读中美关系时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里根到特朗普，从推倒隔离墙到重建隔离墙，这一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过去30年西方社会从自信到恐惧的转变。西方存在广泛的信心缺失，怀疑自己成功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目前在欧美人看来，大中东地区、非洲或中美洲面临的问题日益令人恐惧和无法解决。如果贸易和军事干预都无法成功地带来繁荣和秩序，那么，修筑隔离设施将世界其他地区阻挡在外，对西方而言将越来越具有诱惑力。尽管欧美主流政客将继续声明，修筑隔离设施并非世界或西方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但他们恐怕会发现，选民已不再倾听他们的呼声。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地区战略框架，地区合作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未来中国如何促进地区合作，就是地区秩序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总体上看，在东亚秩序的建构进程中，中国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要打破将大国崛起与战争、不稳定相关联的传统认识，促进东亚稳定发展，必须着眼于通过地区合作，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际关系的新准则。而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建构中的探索，不仅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安全，亦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美的分歧根本上讲，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利益与美国要维护其在亚太的既得利益和主导地位的矛盾，折射出中美双方在新时期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奥巴马的多边主义外交是形式上的改变，维护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实质没有变。所以，南海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要准备长期的博弈。去年习主席访美的基调是，寻求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加强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避免冲突对抗，这有助于保持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目前中美关系进入重要的历史过渡期，尽管互利合作方面仍大于分歧方面，但战略竞争的态势明显强化，很多问题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加强风险管控与危机管理机制建设至关重要。

没有欧盟这一平台，英国的大国地位是受到质疑的，尤其是卡梅伦、奥斯本等人所看中的金融地位。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之所以愿意进入英国，主要是将英国视为进入欧盟的跳板。换言之，欧洲大陆才是英国的腹地。面对不断泛起的民粹主义，卡梅伦似乎也有些迷惑，“放单飞”之后，英国能飞得更高吗？

目前中美实力拉近的大趋势不因一时一事而改变，也由此，中美两强战略竞争性愈益加强、战略博弈的全面性更加突出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不过由于有在欧洲和中东这两次重大战略错误在先，我们不得不担心美国有可能在亚太地区再犯第三次战略错误，即错误地将日菲越等国请美国插手东海南海事务理解为亚太各国欢迎美国遏制中国，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一举一动肆意夸大，最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同中国“耗上了”。如果美国成心想这么做，利用各种矛盾编制一张全面遏制中国的大网，则另当别论。假如是因为误判形势、误读中国或因白宫管束不了五角大楼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美国战略界则真的需要三思了。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率先提出的世界多极化的观点，经受住了历史的验证，是完全正确的。而各种各样怀疑、否定世界多极化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不能因此得出单极世界的结论。美国得意时鼓吹单极世界，美国失意时渲染无极世界，都是唯美国马头是瞻。当下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导致其表现形态发生变化。中国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但要评估适当。尤其要警惕所谓美中共同主宰世界的“G2”论，既不切实际，又非常有害。

面对此波半岛危机，美国主导了美日韩同盟框架下的对朝政策协调，日韩两国也借机“眉来眼去”，美日韩三国协作有所加强。不过因日韩热度有限和目标分歧，美日韩军事同盟近期形成的可能性较低，但值得警惕的是，在具体议题上的三边协作趋势却在加强，如朝核问题、军工合作、公海协作、对华舆论施压等。对中国而言，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的增强会限制中国地区安全影响，使得中国力促更加包容共享的地区安全效果受限。鉴于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且短期内难以形成战略谅解、中日关系恶化呈现常态化和长期化，加强中韩关系是中国可以影响美日韩安全合作的主要手段。

近二三十年来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美中之间已决不再是零和关系，而具有很大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益交集，大大提高了公开武装冲突的门槛。但俄美之间，却没有类似的经贸利益交集。另外自从冷战结束，从北约东扩、巴尔干战争到车臣动乱，华盛顿从未放弃任何机会，蚕食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地位和利益。两年前的乌克兰政变触及了俄罗斯的“国家灵魂”，成为压断骆驼背的最后麦草，普京政权因此在欧洲和中东全力对抗华盛顿，叙利亚战争是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