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区域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责任就是追求和平这个“非常态”。追求这个“非常态”，要求中国不能对环境做出简单本能的反应，而是要用大历史的眼光，以理性和耐心的方式来处理。对待美国，中国既不能学前苏联，也不能学今天的俄罗斯。中国所需要的仅是加快和强化国防现代化，保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对于一些小国家的挑战，中国更没有必要在意，因为这些挑战构不成对中国的致命威胁。中国这条大船应当稳步前行，让其它小船来逐渐向自己调适。唯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会是和平的崛起，也是东亚地区持久和平的保障。

中东地位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大国博弈场，中国在这里是后来者，如何与“先来者”竞争、协调和共处，恐怕并非一门有标准答案的考试。以中国当前在该地区的“存在”，尚缺乏居间调停地区矛盾的实力和号召力，但袖手旁观既影响自身“点、线、面”的间架，更不利于中国在该地区和国际级威信的积累，如何量力而行、审时度势，则是对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谋略的重大考验。

2016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继续实行，但中美关系大局仍然稳定。在国际关系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中美关系这样的大国关系。两国关系确实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且这种状况还会继续下去。双方的依赖和竞争、合作和博弈都会继续深化。中美两国智库要认真研究两国如何相处。对美国来说，主要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在这个世纪美国肯定不能像上个世纪那样领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是时代潮流，美国不应该惧怕其他大国的崛起，如果美国能够顺应世界的这个变化，那对美国对世界都是一件幸事。美国具备持续实现国家繁荣的手段。但美国要完成这个心理过渡，这也许是困难的，却是必须的。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变局，是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积累的总爆发，“这场运动是必然要发生的、不可阻挡的”。从整体上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转型探索，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因此，根据目前的状况，要判断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是否成功，为时尚早。阿拉伯国家必须认识到前方的道路不仅曲折和漫长，而且还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东一批“军人独裁者”先后倒台，美期待的“自由派世俗政权”在中东并未出现。中东各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需苦苦探索，付出战争和血的代价。中东长达36年之久的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实际上是与美伊对抗的衍生物。只要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解决，美沙同盟不破裂，伊朗与沙特、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与冲突还会继续。美伊关系缓和以及伊核协议的签订是中东地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后伊核时期，美国将以为最低的代价维系它对中东局势的主导权，减少以色列和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掣肘，将伊朗推上反ISIS战争的第一线。以、沙退潮，伊朗涨潮是必然的趋势。

美国反恐有三大“失误”：一是撇开联合国，自行其是，毫不顾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从而使其他国家难以与其合力打击极端势力。二是采取“双重标准”。对各种极端组织，美国有的打击，有的则包庇甚至支持，一切以是否损害美国利益为准，这样做等同“养虎遗患”。三是坚持“以暴制暴”。以“反恐”为名滥用武力，残害无辜，甚至借机颠覆主权国家合法政权。这样做只会尽失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两面政策，中美关系还会发生曲折与风浪。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和向前向上推进的总趋势，体现了两国历史发展的根本需要与世界潮流所向，是不会改变的。

中东一向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和塑造地区格局。沙特与伊朗两国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由此决定了双方博弈看似激烈，实则在可控范围之内。换句话说，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更像当年美苏“冷战”，冲突更多是一种“低烈度冲突”，而不会演变为不断升级的“新三十年战争”。“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沙特与伊朗只有“化剑为犁”，强化地区合作，才能使中东摆脱动荡与危机，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