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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积敏:中美关系发展的三大问题
发表时间:2015-12-18 19:26 来源:国际网
美国的霸权心态以及因之而推行的外交战略必然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障碍。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战略有一项内容是恒定不变的,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各种形色的新干涉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在战略理念、政策选择上存在诸多矛盾,甚至冲突的地方。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如“过山车”般起伏不定。双方领导人虽有多次会晤,甚至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但中美关系却并未能就此稳定下来,甚至还出现矛盾激化的现象。例如,10月27日,美国驱逐舰“拉森”号高调进入到南中国海岛礁巡航,中国军舰对其进行了跟踪与监视。两国关系发展何以会陷入此种困境,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中美战略互信严重缺乏,双方互动多限于功能性层面。战略互信缺失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传统安全领域,这一点可以从双方学者的认知方面窥见一斑。实际上,近年来,双方学者在论及南中国海争端、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等问题时,针锋相对之势便不可避免。例如,美方学者在谈及南中国海局势时会指出中方在南中国海地区,尤其是南沙岛礁建设问题上的“单边行为”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也会损害美国所极为重视的航行与飞越自由。

然而,中方学者却认为,美国在评估当前南中国海局势时存在“选择性取证”的问题,换言之,有着明显的“双重标准”。中国在南沙岛礁的建设是其主权范围内的正当、合法、合理之举,并且南中国海主权各声索方在其所控制的岛礁上进行建设早已有之,为什么美国此前对于这种行为视而不见,唯独对中国的岛礁建设倍加指责。

另外,对于美国学者所强调的“单边行为”,中国学者也完全不能同意。他们认为,中国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不存在干涉其他国家主权之嫌。真正意义上的“单边行为”应该是无视国际法、国际准则,悍然对另一主权国家进行侵略的行为,如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

中美学者对美国亚洲同盟体系的分歧很大

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两国学者也有着很大分歧。

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日、美韩同盟主要是针对朝鲜威胁。从历史上看,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为该地区的稳定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再平衡战略之下,美国将会进一步强化在亚洲的存在,而构建广泛的同盟与伙伴关系网络是其应有之义。甚至有美国学者指出,近年来,东海局势相对平稳,而南中国海局势风起云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条约义务,明确表示了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这对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发挥了重要功能。

但是,中方学者认为,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名义上是防范朝鲜的挑衅,实际上针对中国的色彩更加浓厚。不仅如此,美国的亚洲同盟战略涵盖范围极小,并且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对抗性性质,不能适应东北亚地区复杂、动态的地缘政治局势变化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说,美国的同盟体系还造成并加剧了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的亚洲盟友借助于美国同盟条约义务的庇护与再平衡战略的鼓动,到处寻衅滋事,唯恐天下不乱之心态表露无遗。

尽管如此,两国学者都认为,中美在诸如气候变化、疾病防控、减贫防灾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然而,两国在这些功能性问题上的合作虽有助于双方加深理解,但对于化解在安全与战略问题上的疑虑仍显得过于薄弱。因而,中美之间的互信赤字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成为制约两国关系深层次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是美国的霸权心态仍然难解,两国的国际战略存在矛盾与冲突。美国的霸权心态主要体现在其外交行为的唯我独尊与利益至上方面。例如,美国虽然强调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国际法治的重要意义,但这种制度、规范、法治更多地是倾向于“他者”而言,对美国则不一定适用。奥巴马政府指责中国选择性地接受与履行国际规则,然而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扮演这个角色,无论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是在海洋法公约问题上。

前不久,笔者在一次中美学术研讨会上听到美国学者振振有词地表示,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美国需要为维护国际规范身先士卒,需要为一些小国“伸张正义”,否则“礼崩乐坏”,离天下大乱之期不远矣。然而,这里所强调的国际规范主要指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美国却并非缔约国。即便如此,那也无妨,因为在美国学者眼中,美国虽未批准该条约,但美国的行为却是严格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听到这番说辞,颇令人感到无奈,这完全是美国“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美国例外论”的鲜活体现。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的标准就是国际标准,它的意愿就是国际规范。所以,美国不会违反国际制度,违法国际制度的永远是“他者”。

其实,这也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贯奉行的利益至上原则的体现。从历史上看,只要是认为有助于维护、巩固、拓展其全球利益的行为,美国便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即便这可能会破坏它所声称要坚决捍卫的国际制度,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便是典型案例。

霸权心态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

在发动战争的时候,美国不仅未能获得联合国的合法授权,就连其欧洲盟国也提出了反对意见,然美国仍一意孤行,甚至给欧洲贴上了“老欧洲”与“新欧洲”的标签。实际上,美国对国际制度持“实用主义”态度的做法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1994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第49届联大的演讲中便明确表示:“当美国安全利益受到威胁时,如果可能,美将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外交行动;如果必要,美将采取单独行动;如果可能,美将采取外交行动;如果必要,美将动用武力。”然而,世易时移。美国的这种心态不仅无法赢得世界的尊重,也将会使其陷入到日益保守的外交政策之中而自损其利。

毫无疑问,这种霸权心态以及因之而推行的外交战略必然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障碍。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中国的国际战略有一项内容是恒定不变的,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各种形色的新干涉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在战略理念、政策选择上存在诸多矛盾,甚至冲突的地方。

三是美国的冷战思维根深蒂固,“改造”中国的冲动难以消解。在论及中美关系之时,不少美国学者对于中国近年来的外交行为,尤其是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行为表示了担忧,即中国强大了以后会不会寻求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从他们的用词当中,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殖民主义时代的思想仍然见于这些精英的头脑之中。这或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美国学者深受历史经验主义的禁锢。在他们看来,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强大之后都会划出一片自留地,成为其所独有的“势力范围”,中国当然也不会例外。其二是美国学者仍然抱持你赢我输的零和博弈思维。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崛起是动了它们的奶酪,必然会损及美国的切身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消除潜在战略对手的威胁,美国一些人开始呼吁政府要重拾对华强硬政策,甚至主张要努力改变中国的政权性质。根本而言,这还是美国“改造”中国的惯性思维在作祟。冷战后二十多年里,美国所期待的那种“历史的终结”并未变成现实,而是面对着一个在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等方面存有明显差异的中国的迅速崛起,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本应该让美国人接受世界文明多样性的现实,并意识到试图改造中国是不切实际的做法,但仍有很多美国人并不死心,偏要一条道走到黑。例如,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博斯科(Joseph A.Bosco)在《外交家》(the Diplomat)网站上撰文指出,美国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新现实,从近期来看,地区和国际安全需要美国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

但从长远来看,地区和国际和平有赖于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中国的政权变更。中国学者王缉思曾撰文指出,“两个秩序”或“两个领导权”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即“中方重点关注的是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内秩序,而美方更为关注的则是中国对美国试图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的挑战。”据此,上述“改造”中国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极其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从本质上来说,这种现象反映出美国很多人仍然停留在意识形态斗争的窠臼当中。就此而言,为了保持中美关系的大局稳定,美国需要一次彻底的思想大解放、心态大调整,需要认识到当前的时代特征与国际社会的主流需求,而不能总是抱着教条主义和冷战思维不放。当然,对于美国而言,这并非易事。何去何从,值得进一步思考与观察。

(作者为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美国丹佛大学访问学者,文章转自联合早报)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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