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迎来半程节点。各国谈判代表们如期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交了一份缩减到21页的协议草案，为下一周的各国部长级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用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伟的话说，这相当于佐料和食材已备好，就等着下厨操作了。

在以往历届气候变化大会中，如期完成某个节点的任务是个并不多见的事情。事实上，据笔者在现场亲身感受以及多位跟踪国际气候谈判多年的业内人士介绍，此次大会和6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确实不一样。总体来说，硝烟味少了，正能量多了；对抗性弱了，建设性强了。从多个迹象看，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已经走在注定成功的道路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旅程一定会迎来新起点。

可能会有人立刻反驳：虽然谈判代表们的协议草案如期提交，可是四大分歧依旧摆在那里：2020年后欧美发达国家究竟增不增加向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支持？各国自主制定的应对气候谈判的目标究竟要不要定期强制审查？最后的协议究竟要不要有法律约束力，或者有多大的约束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会不会被发达国家用另外的表达方式解构？围绕这些难点，第二周的谈判攻防战以及舆论攻防战必将更加猛烈，成败难以预料才是。说出“注定成功”的话，根据何在？

之所以判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能够成功达成协议，并非没有考虑到国际气候谈判每一小步背后的风云诡谲、舌剑争锋，而是基于三个坚实的理由。

第一，自哥本哈根以来，6年之间，各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在增强。随着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研究的深入，环保阵营的大声疾呼，一些曾经对气候变化感有所疑虑的国家，比如美国，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真实的问题。

同时，在长期的气候谈判中，国际气候治理责任的确定渐渐由《京都议定书》的“自上而下”模式，转变成各自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各国在减排问题上，有了考虑本国国情的空间，共同解决问题的意愿有所上升。

我们知道，1997年制定的《京都议定书》是一个对发达国家的减排有强制力、而对发展中国家减排无约束力的协议。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在2008到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要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

这种做法当然无可厚非。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同期总排放量的70％，发达国家不承担主要责任，难道让发展中国家替他们买单？《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可是，实际后果如何呢？一些发达国家任性地不干了，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相继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一平台。发达国家阵营觉得，凭什么我就要强制减排，中国这样的排放第一大国顶着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帽子就不用受到约束？因此，他们也强烈要求，中国、印度等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要受到强制减排。从我们的角度看，我们工业化还没完成，就强制我们节能减排，这显然是压制我们的发展空间嘛！哥本哈根大会期间，两个阵营对抗性强，充满火药味就在情理之中。

哥本哈根大会失败后，国际气候谈判经历了复杂的、漫长的历程，大家都意识到，互相不妥协就没有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务实的解决办法。到了2013年华沙气候变化大会，各公约缔约方终于达成一项决定，为了确保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各国需要提交一份本国的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行动的目标，即“自主贡献文件”。

所谓自主贡献，就是节能减排的行动目标是自主决定的，而非国际机构强压的。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有利于各国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此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夕，共有183个国家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计划；大会首日，150多个国家元首出席开幕式，这些事实就反映出两个信号：节能减排渐成主流，合作共赢已成共识。

第二，在国际范围内，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如火如荼，能源变革正在迅速发生。这一潮流的到来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两点，一是新能源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二是低碳模式同样可以使一个国家通向现代化。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下，应对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就从一件“要我做”转变成“我要做”的事情，这无疑减轻了国际气候谈判的阻力。

新能源的发展是一个怎样的机遇？举个小例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比尔·盖茨召集27位亿万富翁级别的人物，比如“脸谱”创始人扎克伯格、非洲首富阿利科·丹戈特、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以及包括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内的4名中国企业家建立了“突破能源联盟”。这个能源联盟要做什么事呢？就是通过天使投资等方式，推动清洁能源新技术市场化，其投资领域将涵盖发电和电力储存、交通、工业、农业以及提高能源系统效率等。

注意，这不是一场慈善活动，而是一个投资行为。如此之多重量级人物参与投资清洁能源技术说明什么？说明清洁能源的市场前景广阔，应对气候变化绝不是一个赔本赚吆喝的买卖，而是一场利人利己的生意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时，这件事离做成还会远吗？

对于低碳模式同样可以走向现代化这个理念，中国认识得尤其深刻。据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杜祥琬介绍，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的环境负荷已经超过可以容纳的极限，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的环境负荷要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重５倍，高碳发展模式在中国已经是绝对“走不通”了。

另一方面，中国发现，发达国家通向现代化的路径原来有两条，一条是美国、加拿大的高碳道路，另一条是欧洲、日本的低碳之路，欧洲、日本的人均能耗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可是他们同样能实现工业化并保持增长。这一发现对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而且，中国高就高在，不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应对，而是将应对气候变化同国内发展需求相结合，低碳经济发展了，二氧化碳排放自然就减少了，其他污染物排放也就下降了，环境污染解决了，地球的安全也得到了保证。这种通过发展来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在现实中显然更加务实有效，对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善莫大焉。

当然，从高碳到低碳的转型不会是轻松的，只会是艰难的，不会是顺利的，只会是坎坷的，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中国的实践也确实在积极推进，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表现，确实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

第三，此次谈判中的这些分歧固然是些难啃的“硬骨头”，但是并不会真正地“卡”住巴黎气候谈判，使得人们期待的新协议流产。为什么呢？长期跟踪气候谈判的国际环保组织研究人员李硕告诉笔者，一是因为各国达成协议的共识确实比较强，尤其是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重要方面，针对一些焦点问题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实际上已经展开一系列协调，并取得了成果。

比如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2014年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就首次采用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表述；今年的《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就明确提出“双方支持每五年以全面的方式盘点实现经议定长期目标的总体进展”，为减排的力度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而其他的焦点分歧，实际上也有一些折中的解决办法，比如采用“协议+决议”的方式，使得最后的结果能够达到各方的底线。

此外，大会将能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此次大会的组织比较公开、透明。据李硕介绍，法国外交部长、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已公开承诺，此次大会不会出现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情况。要知道，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时，部分发达国家曾经提前搞出个“丹麦提案”，被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抗议和不满。

由此看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成功达成协议，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在7-11号的谈判中，还会有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谈判的过程本身将仍然会激烈曲折，但最终仍然会相互妥协，达成一个“各方都可以接受、但可能都不满意”的协议。不管怎么说，这都将是一个值得祝贺的结局。

（作者为瞭望智库驻巴黎研究员，文章转自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