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世俗世界，无论是美国改造下的日本宪政体制，还是韩国的民主试验，都很成功。这意味着，国家体制的更新，破旧不能靠外部势力的强加来实现，关键还是要靠内因。伊斯兰世界民主改造的失败，值得西方世界深思。无论是利比亚政治协议还是叙利亚多边谈判，当然也包括已成气候的IS，西方世界如何让中东地区从大乱到大治，是个难题。目前看来，西方世界还未找到正确的办法。

这三座重要里程碑，都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举足轻重地位。这三座重要里程碑的生成，还标志着全球治理格局正从西方或北方国家主导向南北共治转型，表明全球治理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继续提升，话语权有望继续增大。同时，旧有的多边治理平台与新兴的多边治理平台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二者之间的良性竞争是全球治理的福音。然而，全球治理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其所蕴含的内部矛盾将日益凸显：一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日益上升的增权需求与西方把持并加强国际主导权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类发展对全球治理的不断需求与全球治理供给愈发不足之间的矛盾；三是全球治理的协同化要求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因此，全球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

目前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但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前景不明朗。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于改革，只有那些坚持改革、勇于创新、对人有吸引力的经济体才能最终走上坦途。从总的情况看，世界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和平发展、改革进步仍是世界的潮流。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更加明显。中国所秉持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将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越好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生的变化，也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新机遇。

总的来看，全球力量，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软实力，在25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超越美国。当然，由于中东地区的革命，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已经比25年前削弱了很多。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没有外部力量能控制那里。即使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没有霸权控制力了，其他国家也不会。在像货币稳定、气候变化、反恐、网络安全等重要问题上，仍需要国家间的合作。“美国力量”的困境就在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法只身战斗。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不过是夸张，中国和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认真处理两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更是难以成真，这也是我强调要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原因。

2015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的特殊之年，也是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大年”。战后国际秩序在二战结束与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深刻调整，金融危机与中东北非大乱局“两场危机”的“后遗症”同时发作、共同作用，大国力量此消彼长更加复杂，热点地区多方角力更加激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多事之秋”更加精彩。

当年席卷欧洲的恐怖场面与如今吞噬叙利亚的战火间存在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一致性：宗教与领土问题相互纠缠所产生的暴行；以及不幸沦为外部强国的战场——彼时是德意志，如今是叙利亚。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首要利益是恢复地区稳定和击败ISIS圣战分子。但这是一场无法用不到位的解决方案平息的冲突。最终的和平将需要理顺宗教与世俗势力的关系——宗教屈从于现实政治。症结在于伊朗与沙特之间的斗争，但和解方案也将不得不承认俄罗斯的利益以及土耳其的担忧。但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如今的叙利亚将经历17世纪德意志地区所遭遇的恐怖；而ISIS可以继续为自己扭曲的教义找到避风港。

多数国家、机构和民众，只是用也只能用“正常的”、普通的思维看待恐怖主义份子，因而不适应、不理解，更不懂得如何应对。这是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与国际恐怖势力作战时的一种不对称：后者懂得前者的运行规则和问题所在，善于对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进行心理和逻辑分析，因而攻击有效且进退自如；而前者没法谅解、也不愿意细察处于“阴暗角落”的那些恐怖主义者究竟如何想、为何做，因而始终找不到对付后者的有效办法。

2015年拉美经济面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最严峻的形势。“经济困局+各自问题”导致“政治变局”，拉美左翼力量在几个主要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地区政治风向发生右转。这无疑是对在拉美大陆已活跃多年的“左翼”力量的一次严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政治锐气和锋芒受到削弱，在心理上和执政实践中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但由此认定“拉美左翼开始走向没落和衰亡”为时尚早。近年来拉美充分利用对己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大力开展务实外交、多元外交和多边外交，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其中美古复交是今年拉美对外关系的最大亮点，美古复交不仅是两个对立了半个多世纪的美洲国家关系的恢复和改善，同时也标志着美拉关系开始走出持续多年的低落期，进入以和解和对话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