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东一批“军人独裁者”先后倒台，美期待的“自由派世俗政权”在中东并未出现。中东各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需苦苦探索，付出战争和血的代价。中东长达36年之久的所谓“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实际上是与美伊对抗的衍生物。只要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解决，美沙同盟不破裂，伊朗与沙特、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与冲突还会继续。美伊关系缓和以及伊核协议的签订是中东地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在后伊核时期，美国将以为最低的代价维系它对中东局势的主导权，减少以色列和沙特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掣肘，将伊朗推上反ISIS战争的第一线。以、沙退潮，伊朗涨潮是必然的趋势。

美国反恐有三大“失误”：一是撇开联合国，自行其是，毫不顾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从而使其他国家难以与其合力打击极端势力。二是采取“双重标准”。对各种极端组织，美国有的打击，有的则包庇甚至支持，一切以是否损害美国利益为准，这样做等同“养虎遗患”。三是坚持“以暴制暴”。以“反恐”为名滥用武力，残害无辜，甚至借机颠覆主权国家合法政权。这样做只会尽失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必然的结果。

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两面政策，中美关系还会发生曲折与风浪。但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面和向前向上推进的总趋势，体现了两国历史发展的根本需要与世界潮流所向，是不会改变的。

中东一向缺乏“核心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主导和塑造地区格局。沙特与伊朗两国势均力敌，“谁也吃不掉谁”，由此决定了双方博弈看似激烈，实则在可控范围之内。换句话说，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更像当年美苏“冷战”，冲突更多是一种“低烈度冲突”，而不会演变为不断升级的“新三十年战争”。“合则两利，战则两伤”。沙特与伊朗只有“化剑为犁”，强化地区合作，才能使中东摆脱动荡与危机，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

战略对冲策略在短期内可以减少海合会五小国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危险，同时能够在长期内保存解决潜在威胁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应急计划。简而言之，对于想获得短期效益的小国来说，战略对冲策略既能让其获利（维持与处于上升势头国家的关系）又能使其规避威胁（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也就是说既可以与两敌对国保持同等关系，又能与某一潜在威胁国家保持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关于该战略的具体做法，视具体国家而定。总的来看，尽管战略对冲策略可能会降低海合会作为一种联盟的效率，但对于各成员国来说，运用对冲策略可能是较为实用的策略。如近日伊朗和沙特外交危机中，巴林和阿联酋的选择也许就是一个“明智”的举措。

中国无意争当世界霸主，不仅因为中国国内依然面临巨大挑战，还因为中国坚信未来的世界事务必须由各国共同应对。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稳定、有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中国需要更多地承担起与我们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当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提前落到中国人的肩头，我们需要有更具体的思考：如何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实现互利共赢？并且，我们需要更好地与世界沟通。

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成为维护世界战略平衡和安全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中俄都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主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当前世界形势纷繁复杂，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俄双方深化彼此关系以不变应万变，为推动中俄双方在各领域合作，稳定本国经济，应对强权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创建多极世界奠定了基础。

“IS”并不是不计后果的蠢货，对他们来说，看上去无头无脑的四处挑衅，恰恰是为了在原本相安无事的地方制造恐慌气氛，或者把原有的一些民族或宗教问题变成血淋淋的宗教对立与冲突。对于我们来说，“IS”的最大威胁也在于此。“IS”并不仅是要煽动少数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他们助战，而是要在非穆斯林和穆斯林当中制造对彼此的排斥、敌意和仇恨。而要战胜这种企图，显然只依靠强力部门的事前防范和事后打击是不够的，还需要广大穆斯林群众和人数更多的非穆斯林群众认清“IS”的图谋。在对待“IS”的态度上，区别不应该存在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而只应该存在于反对恐怖主义的人类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凶徒之间。

东方世俗世界，无论是美国改造下的日本宪政体制，还是韩国的民主试验，都很成功。这意味着，国家体制的更新，破旧不能靠外部势力的强加来实现，关键还是要靠内因。伊斯兰世界民主改造的失败，值得西方世界深思。无论是利比亚政治协议还是叙利亚多边谈判，当然也包括已成气候的IS，西方世界如何让中东地区从大乱到大治，是个难题。目前看来，西方世界还未找到正确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