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美两国对实现实现新型大国关系有共同期盼，但当前两国正面临一些逆潮和障碍。全球层面上，作为推动中美关系最大动力的全球化正在减速。西方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渗透也引发激烈抵触，催生出该地区的极端思潮。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战略界正在掀起一股“拐点论”的大讨论，认为美应改变对华接触策略，使用“硬碰硬”的方式解决两国关系中的纠纷。而一旦中国确信美对华采取遏制策略，中国对美认知也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两国国内方面，中国的国内改革和经济转型正进入深水区，开始遭遇一些阻力和意外；美国则正进入四年一度的选举期，中国议题可能再次成为各总统候选人的话头。这一背景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力，“一路皆亮点”的习近平主席访美之旅正当其时。

印度的成功对美国的利益有重大意义。从多个因素来看，美印双边关系应该有更光明的未来。而且在本世纪上半叶，印度不太可能发展出能成为美国全球挑战者的实力。仅从中国的崛起来考虑如何改善美印关系将是一个错误。印度的经济成功本身就符合美国的利益。尽管考虑到印度一向来的舆论，印度和美国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结盟的。但可以预期，美印关系在未来将是独特和日益强化的。

仍然强大的美国会恐惧中国，这里有物质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方面的原因。物质方面的因素往往很难直接影响到中美关系，因为中美两国之间毕竟没有像往日的美苏之间那样进行赤裸裸的竞争；相反，中美之间的合作是主流的。而美国知识界和政策界的“中国认知”，则能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而是中美关系。目前美国传统对华认知差不多处于破产状态，现实主义开始抬头。不过，美国的现实主义里面具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追求成分。美国的现实主义派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并不“恐惧”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他们现在需要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去追求它们的既得利益。

缺乏充分独立自主性的日本外交，受美国“亚太战略”深刻影响。上世纪70-80年代中日两国曾经历“政热经热”的所谓“蜜月期”，这除了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理性务实，还因美国对华政策有重大调整。近几年，美国正遭遇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正是认识到“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发生相对变化”，安倍看到了“夺回强大日本”的机会，针对中国动作不断。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日美关系绝非“铁板一块”。与之相比，中国和日本在经贸领域高度互相依存，“政冷经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是双方共识。重要的是，“经贸互利”不仅是维系中日民间关系的主要纽带，而且影响到安全领域。多数日本民众反对“新安保法案”，即与之直接相关。我们必须明确，“中日关系的根基在民间”。

虽然中俄两国之间在近年来联合军演频繁，但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已经结成军事同盟，更不应该过度解读。毕竟从本质上看，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合作背后的逻辑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中俄两国军事安全合作的目标是维护自身安全，而不是结成同盟主动出击与西方国家争夺领导权。与美日关系、美韩关系不同，中俄之间并不存在军事同盟的关系，也就意味着机械地拿中俄关系和美日关系、美韩关系进行类比存在偏颇之处。与其说是中俄两国主动靠拢，不如说是两国在面临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非常自然的选择，主要着眼点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国家安全，借助对方的力量来抗衡外部面临的威胁。更何况中俄关系也绝对没有西方媒体鼓吹的那么密切。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这一组双边关系都不能扣上“反美反西方的新战略轴心”的大帽。

历史上，每一次大辩论均会对美国政府的决策和社会舆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鉴于这次参与辩论者空前广泛，尤其是辩论的主题是是否要根本改变执行多年的“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这次辩论对中美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大于中美建交以来任何一次辩论。主要体现在：一是美国对华战略猜疑将加深，从而将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顺利发展，也会影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和信任。二是下届美国政府不管哪个党派和何人执政都会对对华政策做某种程度的修改或调整，总体上将趋硬。不过，综合判断，美国不会根本颠覆过去30多年来历届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基本仍将是“接触加遏制”。与此同时，在继续保持接触的同时，将不断加强遏制的力度。但无论力度多大，总体上美国将尽量避免发生重大冲突。

中国在国际上更多发声，更主动提出倡议，正是中国负责任的体现，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扩展中美合作的机遇。建立新型的中美关系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而是中美共同的需要，是中美21世纪的共同事业。尽管中国外交呈现积极进取态势，但本质上仍是防御性的。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增长即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更认识到与美国保持合作共赢关系的重要性。正是本着对中美关系负责的态度，中国才提出了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主动塑造未来的中美关系，这正是中国“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体现。对美国而言，确保中国的持久合作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地位，而不是相反。因此，越是面对各种杂音，越要坚定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信念。

美国擅长通过议题挂钩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中国则习惯从国家大战略出发，折冲樽俎，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优化。对话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一定会解决部分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元首的敦促、利益集团的呼吁和全球媒体的聚焦，会对参与对话的领导人、部长及其助手们形成不小的压力，逼着他们拿出成果。中美或各取所需，实现双赢，或不争一时之短长，徐图缓进。长长的成果清单，是中美携手前进的脚印，是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期许和承诺。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形势比国强”。中美可能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警示言犹在耳，不过两国合作“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