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谈判中的这些分歧固然是些难啃的“硬骨头”，但是并不会真正地“卡”住巴黎气候谈判，使得人们期待的新协议流产。一是因为各国达成协议的共识确实比较强，尤其是中国、美国和欧洲三大重要方面，针对一些焦点问题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实际上已经展开一系列协调，并取得了成果。对于焦点和分歧，实际上也有一些折中的解决办法，比如采用“协议+决议”的方式，使得最后的结果能够达到各方的底线。此外，大会将能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此次大会的组织比较公开、透明。本次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成功达成协议，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首先是双边关系定位从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细心品味一下“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五方面的内容表述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五大支柱”的表述，还可以看到，“文明交流互鉴”取代了“文化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取代了“安全上加强交流和磋商”、“国际事务中团结协作”取代了“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从“文化”到“文明”，意味着文化交流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安全合作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磋商”到“守望相助”，意味着安全利益的交融和共同担当；国际事务上从“加强合作”到“团结协作”，则意味着双方合作的更加抱团、更加协调和紧密。

中国的崛起能否改变现行的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价值观是否与美国不同。有的学者认为“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是不可超越的。实际上，将中国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义、礼”等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文明”这样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规范。2013年，中国提出将对外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习主席提出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和“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我认为，这就为中国实行王道崛起战略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

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在近期的叙利亚问题上高调亮相，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意过多插手叙利亚事务，这造成了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处于外交和实力上的“优势”。但这种“优势”是不可靠的，如果美国政府换届后重新返回叙利亚，将无法保证俄罗斯仍具有当前的“优势”地位。因此在面对坠机事件时，俄罗斯不得不选择“理性”而避免与土耳其直接大规模对抗。土耳其策划此次事件的目的，并不是要“激怒”或者“挑衅”俄罗斯，而是为了促成俄罗斯对土耳其立场的“重视”，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俄罗斯，都不可能承担彼此关系完全破裂带来的风险。紧张后的合作，应当是土耳其和俄罗斯此次事件后的最终归宿。

舆论普遍认为，巴黎气候大会前夕出现了众多的积极因素，使得这次会议有望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这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在确立减排目标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二，法国大力开展“气候外交”。第三，各方提出减排承诺指标。第四，各方寄希望于中国的作用。

过去数年来，奥巴马政府一直把打击IS的主战场放在伊拉克境内、不敢贸然深度介入叙利亚问题，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无奈。核心症结，是辨识不清纷繁复杂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哪些是温和的，哪些是激进的，哪些是美国可以倚重的，哪些是应该远离和打击的。俄土冲突，有望让美国“找盟友”的行动更有效率。土耳其的这一枚导弹，展示出了地区强权的力量，多出了一个美俄冲突的“减震”地带，让美国有了更多的回旋和喘息之机。

解决IS问题，涉及方方面面，是全球性大事。首先应由联合国主导。联合国可以总揽全局，调动各方积极力量和资源，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安理会具有公信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不管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还是俄罗斯主导的四国集团，均应统一在联合国领导下发挥作用。只有这样，各方才能形成合力，提高打击IS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