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价值观超越“自由、民主、平等”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转变为“一超多强”的局面。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长期主导着国际政治秩序的发展和演变。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对下降，而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对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权力出现了转移，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两超多强”、“G2”等反映中美实力变化对比的概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国际关系学界对崛起后的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提出了诸多假设：有的学者认为就像当初美国取代英国一样，中国也会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有的则认为中国可能建立一个中国主导的类似古代“东亚朝贡体系”的区域性政治体系。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世界权力的转移？崛起中的中国应当选择怎样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其新作《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的新思路，引起了国内外学界和政界的关注。近日，光明网记者专访了阎学通教授。

“世界权力中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一个地区能不能成为世界权力中心，是由该地区国家的实力和战略关系决定的，而不是地理位置。该地区必须包括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然后该地区还应是国际争夺最为主要的地区。

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世界权力的中心在向哪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呢？引起这种转移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世界权力中心正由西方向东方，有的认为从北方向南方，还有的认为正在向亚太地区转移。我认为，欧洲自十九世纪到冷战结束都是世界权力的中心，而美国自二战后一直是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是世界权力中心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这种实力可能还将保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在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世界权力中心转移时，我们应该把美国看作一个不变的常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欧洲与东亚实力的此消彼长才是引起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决定性因素。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战略信誉是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家的兴亡

实力的此消彼长引起世界权力中心的转移。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实力的此消彼长？是经济吗？

“经济决定论”者是这么认为的，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基础比美国差，却能够缩小跟美国的差距；美国经济基础比中国强，为什么不能拉大跟中国差距？原因是什么？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弱者能赶上强者，而强者没法赢得弱者。人类社会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出现叫“以弱胜强”，弱者跟强者俩人斗，结果强者输了，为什么？经过多年的研究，我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即“道义现实主义”。在《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一书中，我提出“崛起国的成功在于其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世界主导国”。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对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原理的核心解释。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道义”指的是什么？

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的地位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在国内层面，政府讲道义的核心是仁爱。在国际层面，良好的战略信誉是一国政府讲道义的核心。国家领导类型的不同，决定一国政府是否看重自身的国际战略信誉。对崛起国来说，具备战略信誉有助于它改变现有的国际格局，也有助于它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简单来说，就是领导的类型决定了国家的兴亡，然后国家的盛衰再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成为世界领导之后的领导类型，再决定了国际规范的变化。

中国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义、礼”等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文明”这样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遵循“道义”与一个国家“权力”的提升是什么关系呢？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是国家外交政策要实现的目标。道义对权力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一是遵循或违背道义具有提高或削弱本国权力的作用，但不必然会相应地增强或降低本国的实力。比如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行为。另一种是情况是，遵循或违背道义不仅增强或削弱本国的权力，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自身实力的作用。比如1990年的海湾战争。

中国的崛起是举世瞩目的，认为中国有望赶超美国，形成新型的国际体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即使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赶上美国，也暂时无法在思想价值观方面超越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对此您怎么看？

中国的崛起能否改变现行的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价值观是否与美国不同。有的学者认为“自由、民主、平等”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是不可超越的。实际上，将中国古代王道思想中的“仁、义、礼”等观念与现代国际政治相结合，完全可能建立起“公平、正义、文明”这样更高层次的普世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规范。2013年，中国提出将对外战略由“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习主席提出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和“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我认为，这就为中国实行王道崛起战略提供了现实的政治基础。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文章转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