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占有的海岛超过中国，还扩建了海岛及人工设施，他们扩建是事实。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越南扩建50平米，中国2000平米，人家扩建的只是民用，而中国的跑道可以起降军用飞机，所以说这次中方声明无意将岛礁军事化非常重要。中方的国防白皮书描述了中国军事战略转型，过去重重陆轻海，此后要重海轻陆，中国对外工作时要去捍卫海洋权益。美国队菲律宾越南声索、中国声索都不支持，不选边站队。美国只关注维护美国的海洋权益，不值得大惊小怪。

西亚北非难民潮也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破坏既定的地缘政治秩序、肆意践踏国际法的必然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入侵，颠覆了他们所不希望见到的既有政府，但也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权，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烂尾工程”。原本相对稳定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被破坏，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由此造成不同部族武装的相互冲突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崛起与壮大。于是，部族分裂、宗教冲突、大国插手寻找代理人等因素相互作用，致使欧洲出现的西亚北非难民潮，正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破坏既定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肆意践踏国际法的必然结果。

消除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关键取决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如果中日关系改善，日本再强大我们也不会感觉到威胁。中日两个国家现在处在一种安全困境中：中国发展，日本担心；日本发展，中国又担心。这是新安保法案通过后，中国迅速表示反对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对于新安保法案要深入剖析，这里面最要命的确实是集体自卫权的解禁，这一变动可能意味着战后日本政策的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专守防卫改变为可以主动干预国际事务。但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如果他干预的是类似于联合国框架内的事务，我觉得这反而是有好处的，不能对日本在安全方面的任何发展都表示反对，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将是网络。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看，网络将取代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网络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已经像空气、水、电、煤气一样，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的焦点很可能是网络争端。提高我国在建立国际网络秩序中的主导权，需要在三方面努力：第一是制定加快网络技术发展的政策，因为只有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才能为我国提供建立网络秩序的实力。第二是加强在国际规范制定上的外交能力，因为仅有网络技术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让多数国家接受我国网络规范和主张的外交能力。第三是加强网络价值观的研究，即探讨在网络领域什么样的价值观最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后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这个任务应由学界同仁来承担，因为决策者和外交官没有研究它的条件。

主权国家联合体的欧盟曾经风光一时，但国际形势的重大改变，尤其是欧盟自身内外政策的失当，正在导致它走上日渐衰落的下坡路。尽管这一过程会是漫长的，但它要想重新焕发昔日荣光则是不大可能的。

俄罗斯打击IS，不仅在关键时刻救了巴沙尔政权，也分化了美国的中东盟友（埃及、伊拉克），使美俄在叙利亚的博弈中继续占据上风。中东回撤是奥巴马外交的硬伤，虽然伊朗核协议为其挽回些脸面。由于美欧在乌克兰危机中让俄陷入难堪，俄在叙利亚自然会不惜代价逼美让步。因而，美俄叙利亚对博，看似美俄两强中东反恐主导权之争，实际上是美俄乌克兰地缘政治博弈的延伸。虽然美国和其盟国占据战略强势地位，但是俄罗斯抓住美国打击IS不力的弱点在中东扳回了一局。

世界战略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欧俄走近，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美国撤走“爱国者”导弹，一方面表明美国不愿与俄罗斯发生正面冲突和对抗，另一方面，说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俄欧印正在走近，美国独揽霸权的企图正在破产。

中日困扰，乃至中日韩三国的不和谐，和美国密切相关。当美国期望三国和谐相处时，中日韩关系就会由乱而治。在此现实下，中美关系的政治困扰依然还在，但中日关系会在争吵中恢复，在矛盾中得以发展。同为儒教文明的汉字圈国家，中日困扰可以通过政治家的理性引导得以慢慢解决，这最能体现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判断力和外交智慧。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两国民间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但也对中日关系形成了最具感染力的救赎。两国民间交流越广泛，经贸合作越深化，一些宏大叙事的矛盾也会被接地气的民间交流化解掉。

俄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震惊了全世界，也使一直在中东地区处于主导地位的美国陷于尴尬的被动境地。这是一次精心谋划，着眼长远的重大战略行动。它将推动改变二战后一直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联系以往，俄罗斯这次在叙利亚问题上的行动，实际上是振兴俄罗斯大国地位这一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办法是，犹如中国围棋的战法，时刻注意抓住对手的失误来谋取胜算。这次，俄罗斯又抓住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失误，尤其是坚持把巴沙尔政权和伊朗两股力量排除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联盟”之外，致使收效甚微，招致不满。俄迅速军事介入，等于把反恐主导权夺过来，大大提升了在中东的影响力。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初衷是把战略资源配置的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同时在亚太区域内从东北亚转向东南亚。然而，“亚太再平衡”所倡导的战略重心东移从根本上颠覆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传统优先次序，存在较大战略风险，在执行过程中遭到美国国内及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因此，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美国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与中国建立稳定、富有成效和建设性的关系”作为战略新阶段的支柱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增大针对东亚的军事部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在2015年10月5日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在自由贸易、投资及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达成一致。虽然TPP形成的贸易规则可能会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程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