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决定利益，身份的双重性矛盾性导致利益的双重性矛盾性，从而使得中国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利益方面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这就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恰恰在此时，国际社会特别希望了解中国政府干什么？而恰恰是这个时候，中国很难传递一个连贯一致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双方关系恶性互动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中美两国都需要特别妥善地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首先要认真思考和权衡自己的利益；其次要重新认识自己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不要老觉得国际秩序是别人的，它也是咱们自己的。第三，做更大努力去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做法，减少美国的误判，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要适应中国的崛起，给中国更大的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而不是处处去限制。另外，需要做更大的努力去解释它涉及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减少中国误判的可能性。最后，美国也需要审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最近几年，我觉得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规律和一个新的趋势。

所谓新的规律就是，中美关系矛盾冲突不断、相互指责，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随着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和习奥会临近，为了创造气氛双方都会做些努力，于是两国关系骤然改善。

但是习奥会一结束，中美关系又重新回到了矛盾冲突的常态，连续三年习奥会前后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好像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规律。

而新的趋势是，和过去一样，中美关系仍然上下摇摆，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但是现在这个关系总体发展的趋势好像在下滑。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到底滑到什么程度，各人有各人的观点。

一、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了吗？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过去一年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戴维·蓝普顿提出的看法，那就是，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

他说，我们正在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了侵蚀。虽然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主导权的威胁，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为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并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个观点的人数正在增加。他说：令我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且相互呼应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上。

蓝普顿教授的这个观点能受到重视，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看法有多独特，更重要的是这一看法是由他提出的。多年来，蓝普顿教授在中美关系上，一直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是这次他的看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是因为他夸大了中美分歧和冲突呢，还是因为中美关系真的出现了大的问题呢？我觉得有可能两方面都有。

那么，中美是不是正转向冲突呢？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出一个判断。在重视中美矛盾冲突的同时，我们需要看到中美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而且前景很好，比如说在抑制气候变暖、双方投资协定谈判、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海洋通道的安全、打击腐败、应对跨国传染性疾病传播等等，中美的合作实际上都在加强。

二、中美会爆发战争吗？

同时，和现在很多人看法相反，中美对抗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极低。最主要还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对抗成本太高，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存。中美冲突都会对自己和对方造成巨大伤害。中美对抗也会导致国际秩序失控，而两国都在国际秩序上有重大利益，这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还有就是，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很多国家之间不打仗了，由于伤害巨大，国家之间轻易开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第二，中美完全可以通过武力对抗之外的方式，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说，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还有扩大在世界各地进出的权利（美国叫“access”）。

我有一次问一个资深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请他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他说不用一句话，就用一个词：access，要求进出的权利。后来我回过头来看美国对华的政策，好像也是这样，叫“门户开放”政策，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利益的增加，中国越来越不会挑战这个秩序。有人说，中国筹建亚洲基础建设银行是为了挑战现存的国际金融秩序，也许有的中国人确实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会去这么做，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这个银行，除了中国投资的份额比其他国家多一点，中国并没有把这个银行做成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不同性质的机构，也没有用这个银行来替代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

所以，与其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是对现在金融体系的替代，不如说它是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有力的补充。

三、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当作敌人

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前景很广阔。第一，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和美国差不多，中国也是这个国际秩序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这方面，中美利益越来越接近，在维护国际秩序上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

再有就是根据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国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作用，将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将更加重视国家治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将更加强调官员问责，等等。这些改革的结果将使中美之间的不同和分歧进一步缩小，使得中美合作有更坚实的基础。

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可能越来越需要像美国一样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过去，中国是通过利用现有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搭便车。现在在很多方面，搭便车越来越难了，因为中国体量越来越大，搭便车的话车会垮。现在要学着去开车了，为了维护自己和大家的利益，还会要求其他国家上车买票。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中国可能越来越需要多做事情来维护国际秩序，比如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网络安全等等，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和美国的分歧少了，共同利益多了。

所以，这些都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中国在快速崛起，中国又是那么大一个国家，中美又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当作敌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想象中美之间会爆发军事冲突或对抗。

虽然没必要夸大冲突，但是也要关注中美关系下滑的趋势，需要做出努力，使得中美关系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

四、中美现在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现在的中美关系，冲突和对抗在增加。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高调挑战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支持日本对该岛的行政管辖权；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继续坚持对台出售武器的权利；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包括指控中国五名军人攻击他们的网络系统；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加入，现在据说有点后悔；而且，据说美国在韩国部署中国认为威胁自身安全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这是一些冲突。

在蓝普顿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使中美分歧、冲突与矛盾在加大，那就是中国国内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削弱中美关系的基础，比如说中国正在筹备《非政府组织法》，很多美国非政府组织觉得很担心，也影响美国官方的看法。还有中国叫停中国的官员用国外基金会的钱出国学习，中国原来每年往他所在的学院派两名外交部的官员去学习，用亚洲基金会的钱，他本人就是亚洲基金会的负责人。现在中国不再用这笔钱派人学习已经两年了，他感到很困惑，因为外交部的一些高官当年都是通过这个项目在他们学院学习过。

还有，中国加强管控，限制一些美国学者访华，把他们列入黑名单，而且这个黑名单越来越长。所以在蓝普顿看来，这些做法都和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方向背道而驰。

当然，蓝普顿的上述观点不一定对，但是在美国很有市场，所以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判断最近一段时期是趋于恶化的。除此之外，中美两国都有一些人把南海问题视为评判两国关系的试金石。

在一部分美国人看来，中国在南海怎么做，是判断中国崛起后是不是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标志，是标记性行动，所以他们特别关心。当然，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越来越主动，这就增加了他们的担心。在一些中国人看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怎么做，直接表现出美国对中国到底在实行什么政策，是孤立和围堵还是接触和合作。

这两部分人的看法遥相呼应，相互印证对方对自己采取敌对的态度，这种看法正在不断蔓延。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美关系的基础应该说被削弱，两国部分精英和民众开始从对抗的角度来讨论中美关系。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民调显示，也出现了下滑趋势。

两国关系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对立，甚至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蓝普顿的中美关系走向临界点的说法也没有错。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觉得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大的。

我认为现在是中美关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

一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使得两国面临一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威胁，于是要采取手段来应对，它采取的手段，两面下注也好，防范也好，必然会引起中国的警惕和反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双方特别容易过度负面解读对方意图，双方关系特别容易走进恶性互动的圈子。

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它的身份和利益出现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所谓崛起中的中国，既不是崛起前的中国，也不是崛起后的中国；既是崛起前的中国，又是崛起后的中国。因此，它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是多重的和矛盾的。

崛起前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弱国，是一个穷国，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崛起以后的中国，按照现在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来看，应该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富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现在中国两边都不是，两边又都有一点。

五、中国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发达国家？

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难判断。中国领导人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错，的确如此，看我们有那么多贫困人口，收入发展水平总体上较低，科技发展水平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说法也没错，看看北京、上海、深圳，这些都市看起来都很发达。而且，可能上海浦东比世界上绝大多数都市都发达，看起来更都市化。所以，中国领导人和非洲领导人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会笑，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地方。

身份决定利益，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利益。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所以它很难判断自己的利益。比若说在气候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就很难办。作为发展中国家，它的利益在于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作为发达国家，它的利益在于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要求中国政府花大力气解决pm2.5的问题，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敏感很关注。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干？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很困惑。比如说，前几年温家宝总理带队去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去之前和去之后，他都在国内大力推动节能减排。但是在气候峰会上，他提出的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让很多主张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的国家很失望。

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中国也有不同的身份。比如说，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和作为一个弱国。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时候，很多国家都觉得中国的航母、航天等都很发达。而且，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行动也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

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弱国。我们的互联网还有防火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强，强大到可以放开所有浏览网页。

身份的双重性矛盾性导致利益的双重性矛盾性，从而使得中国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利益方面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这就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恰恰在这种时候，国际社会特别希望了解中国政府干什么，中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而恰恰是这个时候，中国很难传递一个连贯一致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双方关系恶性互动的局面。因为外部世界搞不清楚我们的利益，所以它就会防范；它一防范，中国就会认为你在搞敌对，于是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应对这个防范；双方你来我往，关系容易越来越坏。

这是我认为近年来矛盾冲突多发的原因，很难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蓝普顿对中美关系的悲观也是有情可原的。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两国都需要特别妥善地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首先要认真思考和权衡自己的利益；其次要重新认识自己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不要老觉得国际秩序是别人的，它也是咱们自己的。第三，做更大努力去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做法，减少美国的误判，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我觉得崛起中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要适应中国的崛起，给中国更大的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而不是处处去限制。另外，需要做更大的努力去解释它涉及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减少中国误判的可能性。最后，美国也需要审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基辛格在回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时，说过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美国应该学会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应该学会知道自己权力的限度。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忠告是他对美国经验的一个总结。美国什么时候的对外行为超越了它的实力的限度，或者说权力的限度，它的利益就会受到伤害。比如说打越南，就超越了它的实力限度；第二次海湾战争也是这样，超过它应该做的限度，结果受到伤害。所以，在他看来，使用权力要适可而止，否则是事与愿违。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文章由瞭望智库整理自2015年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学术年会，文章转自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