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1月14日，北非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该国爆发社会骚乱不到一个月时，在巨大压力下，深夜携家人逃亡到沙特阿拉伯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统治。事态很快波及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区国家，强人政治、寡头政权受到冲击或纷纷倒台，中东由此进入了动荡不安的大变革时代，其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猛、影响之深吸引了世界高度关注。五年后的今天，这场被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运动并未远去。

惊梦“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最早出现于2005年3月的西方主流媒体，意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带给中东地区西方民主之花盛开的春天。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有了新含义，成为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民主改革运动和反专制政体起义的代名词，也被称之为“阿拉伯的第二次觉醒”、“阿拉伯革命”或“和平抵抗运动”，人们将这场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相提并论，尽管在许多国家早就或正在流血。

突尼斯骚乱的火花很快引燃了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首先是埃及。18天的反穆巴拉克抗议虽然遭到武力镇压，最终还是结束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之后是利比亚，在国际干预部队的支持下，利比亚反对派武装于2011年10月20日在一个废弃的下水管道中俘获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他在惨遭虐待后死亡。也门、巴林、阿尔及利亚、黎巴嫩、阿曼、科威特等其他国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巴林的起义行动在沙特坦克的压制下很快被扑灭。也门的革命则导致萨利赫总统被迫交权和延续至今的什叶派胡塞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战争。

2011年3月，叙利亚仿效这一行动开始了反政府抗议运动，反对阿萨德父子对叙利亚长达40年的统治，和平抗议最终演变成了武装冲突。从2013年开始，在叙利亚政府军忙于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自由军作战同时，“基地”组织分支及“伊斯兰国”组织的力量迅速壮大，他们同时与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作战，加上美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介入引发大规模内战至今已5年，其代价超出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分析家预期，它所带来始料不及的痛苦震惊了世界。最大受害者是叙利亚民众，已造成25万叙利亚人死亡，数百万人流亡海外。

“阿拉伯之春”使阿拉伯世界盛行多年的威权政体风光不再，一些国家政权崩溃或政局岌岌可危。人们发现，在世俗威权政体垮台后，蛰伏多年的伊斯兰政治势力却成为最大赢家。有学者感叹，“阿拉伯之春”正变成“伊斯兰觉醒”。

有分析认为，阿拉伯世界的变局在发生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上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阿拉伯之春”的爆发首先是内因所致，中东的政治强人拒绝改革，不思解决国内民生问题，通过压制社会不同意见维持个人及统治集团的权威，国家无力走出困境，加上西方势力随处可见的干预和媒体的误导，甚至发布虚假消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这是“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外因，也是事态失控的重要原因。

有个现象耐人寻味，革命以民主为名，却多发生在共和制国家，比如埃及、叙利亚和也门。而那些君主制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摩洛哥等君主制国家体制却没发生变化。这对美国在中东大力推行和鼓吹“大中东民主计划”的西方民主的普世有效性打上了问号。

阿拉伯国家转型之殇

当“阿拉伯之春”五周年纪念日之时，不期而遇的是“阿拉伯之春”模范国家突尼斯再陷危机。突尼斯一直被盛赞是这场运动唯一成功的政治案例，确立了包容的民主制，避免了导致其他“阿拉伯之春”国家四分五裂的暴力活动。然而，今年1月22日突尼斯内政部宣布，因民众新的抗议示威行动造成的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遭受损失，对国家和公民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决定全国实施宵禁。起因是一名年轻的失业者，在抗议失去工作的示威中与警察发生冲突，他爬上一根电线杆触电身亡。抗议示威由贫穷内陆蔓延至突尼斯首都等多个城市，这是自2011年以来，在突尼斯发生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社会抗议和最严重的社会危机。说明突尼斯虽然看起来摆脱了“阿拉伯之春”阴霾，却未能消除经济萧条，凸现了突尼斯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一直面临恢复停滞不前的经济和满足基本经济需求方面的困境，以及解决失业率不断提高的问题。失业率已由革命前的13%上升到15%，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激增到30%。在许多突尼斯人看来，这一轮示威活动与2011年爆发的抗议活动非常相似，是当年突尼斯“茉莉花之春”事件的重演。

中东踉跄步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第五年之际，当今中东地区“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活动肆虐，叙利亚战事拉锯愈发血腥，看不到结束的尽头。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的教派矛盾步步升级，暗杀爆炸隔三差五，埃及游行冲突和恐怖暴力此起彼伏，利比亚武器散落安全重建困难重重，平静的海湾君主国家的政权也愈发岌岌可危。民众当初的满心期待逐渐被一种悲观失望情绪所取代，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战争深深地加剧了阿拉伯人的挫败感。每一个横穿这片土地的外国人都能感受到那种期待中的迷惘和混沌。对于民主与自由的重新阐释，对最初目标被淹没的怅然若失。旧政权走了，但几十年累积下的社会痼疾却并未离开。最初期待着欣欣向荣的“阿拉伯之春”，却泛起寒色萧条的“冬意”。

趋势与启示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地区地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独裁体制的相继瓦解与美国影响力的下降相重合，一些国家发生内战或分裂或政权更替，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能置身事外，中东变局迄今尘埃未定，“阿拉伯之春”实际上给中东带来的是一场激进的政治转型。

目前，中东局势仍在不断探底，许多阿拉伯国家面临着这样一种艰难的选择：“后‘阿拉伯之春’时期，到底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还是要建立一个世俗政权。”放眼今日中东，并不存在一种可资效仿的发展模式。“到底要走什么路、选择哪个模式，阿拉伯人没有想好，也没有探索清楚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阿拉伯国家需要痛定思痛，探索并打造一个正面的“阿拉伯模式”。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历史性的大变局，是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积累的总爆发，“这场运动是必然要发生的、不可阻挡的”。从整体上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转型探索，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有学者将当前阿拉伯世界几个“转型国家”的状况归为四类：“转而无型”，如利比亚、也门；维持原状（政权形态），如叙利亚；“回归”强人政治，如埃及；民主转型略有进展，如突尼斯。除此之外，诸如约旦、摩洛哥以及海湾阿拉伯诸国，则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推进自上而下的改革，主动应对“阿拉伯之春”以来的挑战。

因此，根据目前的状况，要判断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是否成功，为时尚早。阿拉伯国家必须认识到前方的道路不仅曲折和漫长，而且还要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所智库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