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对冲策略在短期内可以减少海合会五小国与伊朗发生冲突的危险，同时能够在长期内保存解决潜在威胁以及应对不确定性的应急计划。简而言之，对于想获得短期效益的小国来说，战略对冲策略既能让其获利（维持与处于上升势头国家的关系）又能使其规避威胁（避免与其他国家产生冲突）。也就是说既可以与两敌对国保持同等关系，又能与某一潜在威胁国家保持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关于该战略的具体做法，视具体国家而定。总的来看，尽管战略对冲策略可能会降低海合会作为一种联盟的效率，但对于各成员国来说，运用对冲策略可能是较为实用的策略。如近日伊朗和沙特外交危机中，巴林和阿联酋的选择也许就是一个“明智”的举措。

中国无意争当世界霸主，不仅因为中国国内依然面临巨大挑战，还因为中国坚信未来的世界事务必须由各国共同应对。中国需要与美国保持稳定、有建设性的关系。同时，中国需要更多地承担起与我们国力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当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提前落到中国人的肩头，我们需要有更具体的思考：如何消除其他国家的疑虑，实现互利共赢？并且，我们需要更好地与世界沟通。

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关系早已超出双边范畴，成为维护世界战略平衡和安全稳定的重要建设性力量。中俄都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主张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当前世界形势纷繁复杂，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中俄双方深化彼此关系以不变应万变，为推动中俄双方在各领域合作，稳定本国经济，应对强权挑战，维护世界和平，创建多极世界奠定了基础。

“IS”并不是不计后果的蠢货，对他们来说，看上去无头无脑的四处挑衅，恰恰是为了在原本相安无事的地方制造恐慌气氛，或者把原有的一些民族或宗教问题变成血淋淋的宗教对立与冲突。对于我们来说，“IS”的最大威胁也在于此。“IS”并不仅是要煽动少数极端分子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他们助战，而是要在非穆斯林和穆斯林当中制造对彼此的排斥、敌意和仇恨。而要战胜这种企图，显然只依靠强力部门的事前防范和事后打击是不够的，还需要广大穆斯林群众和人数更多的非穆斯林群众认清“IS”的图谋。在对待“IS”的态度上，区别不应该存在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而只应该存在于反对恐怖主义的人类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凶徒之间。

东方世俗世界，无论是美国改造下的日本宪政体制，还是韩国的民主试验，都很成功。这意味着，国家体制的更新，破旧不能靠外部势力的强加来实现，关键还是要靠内因。伊斯兰世界民主改造的失败，值得西方世界深思。无论是利比亚政治协议还是叙利亚多边谈判，当然也包括已成气候的IS，西方世界如何让中东地区从大乱到大治，是个难题。目前看来，西方世界还未找到正确的办法。

这三座重要里程碑，都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举足轻重地位。这三座重要里程碑的生成，还标志着全球治理格局正从西方或北方国家主导向南北共治转型，表明全球治理正在发生历史性转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将继续提升，话语权有望继续增大。同时，旧有的多边治理平台与新兴的多边治理平台之间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二者之间的良性竞争是全球治理的福音。然而，全球治理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其所蕴含的内部矛盾将日益凸显：一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日益上升的增权需求与西方把持并加强国际主导权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类发展对全球治理的不断需求与全球治理供给愈发不足之间的矛盾；三是全球治理的协同化要求与全球治理的碎片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因此，全球治理依然任重而道远。

目前世界经济艰难复苏，但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前景不明朗。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于改革，只有那些坚持改革、勇于创新、对人有吸引力的经济体才能最终走上坦途。从总的情况看，世界形势总体是稳定的，和平发展、改革进步仍是世界的潮流。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更加明显。中国所秉持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理念，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将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越好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际秩序朝公正合理方向发生的变化，也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新机遇。

总的来看，全球力量，无论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软实力，在25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超越美国。当然，由于中东地区的革命，美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已经比25年前削弱了很多。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没有外部力量能控制那里。即使美国仍将是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没有霸权控制力了，其他国家也不会。在像货币稳定、气候变化、反恐、网络安全等重要问题上，仍需要国家间的合作。“美国力量”的困境就在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法只身战斗。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不过是夸张，中国和美国完全可以通过认真处理两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更是难以成真，这也是我强调要顺利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原因。

2015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的特殊之年，也是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的“大年”。战后国际秩序在二战结束与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深刻调整，金融危机与中东北非大乱局“两场危机”的“后遗症”同时发作、共同作用，大国力量此消彼长更加复杂，热点地区多方角力更加激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多事之秋”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