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的处境和德国非常类似，也是要突出制造生产。基于共同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合作共同制定下一次工业革命需要的标准。德国没有不开放的地方。虽然说在基础设施等领域我们对外资的需求不是特别大，但并不存在限制领域。欧洲方面也有类似“一带一路”的倡议，德国和欧洲特别愿意和中国探讨如何对接这些计划，我们希望能够共同起草倡议。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对欧洲的需求可能将会发生变化，不过在大力发展服务业的同时，中国也还需要进口大量的工业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德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世界领先优势，中德贸易还会稳定发展。大家都希望早日签署BIT。对中国而言，有TPP协议，中国对中欧投资协议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当前中日关系已走出对立对抗的最坏时期，双方有望在有的争议问题上互作妥协，以保持相互关系缓和改善势头。但中日关系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关键障碍是安倍其人皇军史观是其哲学理念，改也难。其新改组的内阁换汤不换药，主要岗位仍由右翼政客把持。安倍内阁对华强硬政策不会大变。中日之间一些结构性矛盾仍将存在。中日关系回重返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主流难度较大。

打造中英利益共同体，除了需要有互利共赢的合作做基础，还应有更深厚的来源。中英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历史传统迥异，难免存在着分歧和异议。但伙伴的真正意义体现在将不为分歧影响合作，一切以合作为重，关起门来讨论分歧。近年来，中英政治互信有所提升，原因是两国对新时代下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了全新认识。今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中英合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证明中英合作有利于双方与世界。英国是欧洲核心大国，美国倚重的盟友。中英关系成熟度、稳定度的提高也能在客观上促进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的构建，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中英合作互利共赢、开放包容、造福世界的合作模式也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典范。

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大国关系的竞争性更加凸显，若干主要双边关系因为政治互信问题而显得有些“丑陋”。中英关系有强大的政治互信基础。习主席因此为两国进一步夯实、提升政治互信提出了“深”的要求，通过这次访问，中英决定共同构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表明两国的政治互信已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为两国未来5至10年在各领域的合作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将中英利益共同体建设推入快车道。只要有政治互信为基础，战略对接上的“通”、具体合作中的“实”、方式方法上的“新”就能找到顺利落实的强大动力，进而积极推进中英利益共同体伟大目标的建设进程。推动构建中英利益共同体，顺应世界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极具战略远见。

目前，除“伊斯兰国”外，叙危机各方经过四年多的消耗，均进入到了难以为继的消耗状态，这为政治推动叙危机的解决带来了机遇。特别是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为减少难民涌入带来的多方面压力风险，也将被迫考虑尽快解决叙利亚危机。就像伊朗核谈判一样，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中，中国的立场不可或缺，作用不可替代。中国可以凭借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地建设性作用，在叙利亚危机相关国家中斡旋，促成各方建立互信，谋求叙利亚危机的最终解决。

虽然英国政府对中国的“好”也体现在有利可图上。但是英国对华合作的态度也是真诚的。战略互信加互利双赢，这是中英关系超越中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方。合作共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中英两国更多互信，两国关系也就成了中西合作的典范。

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占有的海岛超过中国，还扩建了海岛及人工设施，他们扩建是事实。国际社会关注的是越南扩建50平米，中国2000平米，人家扩建的只是民用，而中国的跑道可以起降军用飞机，所以说这次中方声明无意将岛礁军事化非常重要。中方的国防白皮书描述了中国军事战略转型，过去重重陆轻海，此后要重海轻陆，中国对外工作时要去捍卫海洋权益。美国队菲律宾越南声索、中国声索都不支持，不选边站队。美国只关注维护美国的海洋权益，不值得大惊小怪。

西亚北非难民潮也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破坏既定的地缘政治秩序、肆意践踏国际法的必然结果。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对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入侵，颠覆了他们所不希望见到的既有政府，但也没有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权，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政治“烂尾工程”。原本相对稳定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被破坏，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等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由此造成不同部族武装的相互冲突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崛起与壮大。于是，部族分裂、宗教冲突、大国插手寻找代理人等因素相互作用，致使欧洲出现的西亚北非难民潮，正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破坏既定的中东地缘政治秩序、肆意践踏国际法的必然结果。

消除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关键取决于中日关系的改善，如果中日关系改善，日本再强大我们也不会感觉到威胁。中日两个国家现在处在一种安全困境中：中国发展，日本担心；日本发展，中国又担心。这是新安保法案通过后，中国迅速表示反对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对于新安保法案要深入剖析，这里面最要命的确实是集体自卫权的解禁，这一变动可能意味着战后日本政策的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专守防卫改变为可以主动干预国际事务。但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如果他干预的是类似于联合国框架内的事务，我觉得这反而是有好处的，不能对日本在安全方面的任何发展都表示反对，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