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大国而不是小国，更非普通国家，因而对自身有着更多期待和要求，对塑造世界和平也有着较大能力与责任。传统大国倾向于欺凌小国，谋求私利，但新型大国则以平等立场处理国际关系，以合作姿态寻求各国共赢，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当以这种方式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自然形成新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即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内涵的不同传统的关系。当以同样精神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也就构成普遍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将上述原则与实践运用到整个国际体系，世界范围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新型国际体系也就呼之欲出。

中美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共同治理方面，如朝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等多个领域拥有广泛合作空间，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首当其冲理应担负起大国责任。而在共同开发第三国合作方面，类似肯尼亚的三国合作机遇能够被扩大到全球各个项目中去，同时也可适时开展中美省州之间的贸易文化往来。中美之间的交流不仅有利于双方经济利益，同时也有助于推进全球经济稳定发展。随着中美两国建交35周年，两国关系走到了新的历史起点。期待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能够为中美合作带来新的高度，中美双方应把握住这良好的机遇，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让两国合作成为全球安全、和平的重要保障。

南中国海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对南中国海问题有不同的认知，而不同的认知又源于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不同国家利益观念所致。对美国来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问题不仅是主权问题，更是中国的能力问题。中国填海所形成的岛礁不仅会变成中国“人造”的主权，更是显现了中国的能力。中国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填出这么多陆地来，表明了中国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都可以构成对美国的巨大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对美国的一些力量来说，既然南中国海问题发生了，就要把它做成一个有效的议程，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的中国政策历来就是其国内各种力量角力较量的结果。当不利的“中国情绪”盛行时，这些力量就会顺势起来，造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

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及日本等军事盟友，应当深刻反思如何更好发挥联合国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作用，更有效地制止任何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所有机构都应当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创新举措，加强配合协调，做出最大努力。此外，尊重每一个会员国自己选择的政治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联合国及其所有会员国当前急需履行的重大使命，也是减少和防止各式各样干涉主义实施干涉他国内政行为的最有效途径。确保所有会员国不断提高治国理政水平、有效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抵御干涉主义兴风作浪的最根本基础。联合国及其所有会员国都应对此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焦虑、美国焦虑，集中于世界秩序焦虑，美国担心中国在另起炉灶，挑战国际秩序。不过，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得益者、攸关方，并非在国际秩序之外，如何挑战？但现行国际秩序存在补充、完善的问题，中国联合其他新兴国家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是对国际秩序负责任，也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国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国际秩序的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也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至于大选年美国担心自身对国际秩序影响力下降，而拿中国来说事儿，世人只能一笑了之。中美对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美合则世利，斗则世伤。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国际秩序的未来，寄希望于中美合作。

一个建设性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美对彼此的认知和战略选择不能拘泥于单一的线性逻辑。中国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正是为了超越传统的对抗思维和争霸逻辑。如果中美两国人民更好地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加强合作，整个世界都会因此而受益。

建立中美“战略互信”是篇大文章，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要做好这篇大文章，就不能不探究关乎中美互信的“今是昨非”，尤需辩证对待“是”“非”的演变关系。正闹摩擦的网络安全、投资协定、货币政策等“今非”，在化异、存异、求同、趋同之后，今后完全可以转化为“明是”。亚太地区有不少此类“今非”或变“明是”的事务。因此该地区可以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田”。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事在人为，虽任重道远，但写好了“战略互信”这篇大文章，势必“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欧洲难民潮在很多方面，指向了现代中东国内和国际政治秩序正在解体的事实。如果中东国家内部政治秩序不能确立，而外部力量继续干预中东内部事务，就不会出现一个能基本稳定的局面，难民潮会继续恶化。尽管程度不同，亚洲也面临类似问题。美国“重返亚洲”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目的，这不难理解。亚洲国家的问题在于，亚洲国家间对区域秩序和外部势力的影响没有很多共识，易被美国和西方分化。具体到难民潮，亚洲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如何避免类似中东的悲剧在亚洲重演？这应是亚洲国家所需认真思考的。

这场难民危机，再加上持续已久的乌克兰危机，无疑都诠释出当前的国际政治合法性结构亟需重建的紧迫性。新的国际合法性秩序呼唤着更多公正性与正义性的注入。当前这场国际秩序的转型正在强烈地呼唤着“仁者”的回归。新中国外交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不干涉原则、主权高于人权原则等也都是这种“仁义型”国际政治的最完美诠释。因此，我们应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这些政策。同时，在推动这场国际秩序转型时也要注意技巧。中国应更加勇于在国际舞台上表明自己的担当。应进一步与俄德等不认同干涉主义的大国加强交往协调，共同为维护战后世界秩序、推动新世界秩序的建立谱出“仁者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