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英国，主流政治分析人士同样不愿相信民调发出的警示信号。近期的几次民调显示，6月23日举行公投时，将有占微弱多数的民众投票赞成英国退欧。但我交谈过的多数政治学者仍认为，英国真的投票退欧的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对于特朗普与英国退欧，华盛顿和伦敦的政治建制派发现很难相信，公众最终将做出建制派认为明显愚蠢的选择。此外许多外国领导人将对干预英国国内讨论感到迟疑。加之有些人可能已经产生了英国退欧极不可能发生的错觉。就像英国政治精英一样，他们应打消这种提供了虚假安慰的观念——而且动作要快。

俄罗斯的存在将促成日内瓦谈判，并确保叙利亚权力和平过渡和重组，西方想彻底肢节叙利亚不太现实；各派虽然回到谈判桌上，但想要从新回到战前统一的叙利亚几乎难近可能。俄罗斯依托联合国安理会主导了叙利亚谈判、又重回中东、稳定了叙政权、保住了在叙的军事基地、又可减少叙难民继续涌入欧洲、换回了欧洲对俄罗斯的减少制裁；最终成为叙战最大赢家。尽管目前叙利亚内战转入谈判阶段，但只是由军事战场转入了政治战场，各派政治势力将围绕利益展开一场新的博弈，俄美欧仍是谈判的主角。

中美在推进人类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和以消除根源为目标实现核能持久安全的广泛领域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美在成功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上的长期有效合作充分证明，中美合作对维护世界核安全、防止核扩散、对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如果没有中美合作，事关世界核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很难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习近平主席此次出席核安全峰会，将有力推动中国同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在核安保领域的国际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的核安保政策与实践。中美和则两利，斗则双输的结论也将会得到进一步证实。

默克尔在德国和欧洲都在丧失权威，而两者之间又在彼此助推。要理解她如何错误地处理了难民问题，只需要与她解决欧元区危机的方式进行对比。当面对欧元危机时，她深切关注德国民意、理解道德风险和意外后果的威胁、以及找到芬兰和希腊等欧盟国家之间的折中立场。这些品质、再加上德国的金融影响力，使得默克尔成为了欧洲不可或缺的领导人。然而，在面对难民危机时，默克尔把赌注押在德国公众的容忍度上。同时，她非但没有找到折中立场，而且还采取了一个几乎比其他所有欧盟国家都更左的立场。因此，这位德国总理发现自己在国内失去了支持，也无法在欧洲建立联盟。她似乎已经失去了前瞻的能力，这使得她的处境更加糟糕。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国情所决定，是中国人民所选择。中国的成就再显著，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并不存在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所谓“北京共识”。有人说，美国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保守心理作祟，即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偏执信仰，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国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对这种“专横强制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了。这个说法符合实际。至于有人认为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目前已扩展到了太空、电子、网络等非传统领域。这些属于非战略层面的问题，需要在有效合作中加以协调管控。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不足为信。

今后美国政府为其对华战略确立了如下的基本原则，要在确保对华优势和控制力的基础上，加强对华改造力度，尽可能多地从外部塑造中国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具体表现就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简单来说，就是不阻碍或者鼓励中国在现有秩序内的正常国家行为，但对于打破秩序的行为则比过去施加更大的压力且不回避正面公开对抗。目前看来，美国国内“对华必须更为强硬”似乎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这一点在美国即将进入火热阶段的总统大选中也体现出来。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不会平静，虽然它会始终处于可控状态，但美对华防范的步步升级看似已无法避免，这应该成为未来解读中美关系时的一个基本前提。

从里根到特朗普，从推倒隔离墙到重建隔离墙，这一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过去30年西方社会从自信到恐惧的转变。西方存在广泛的信心缺失，怀疑自己成功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目前在欧美人看来，大中东地区、非洲或中美洲面临的问题日益令人恐惧和无法解决。如果贸易和军事干预都无法成功地带来繁荣和秩序，那么，修筑隔离设施将世界其他地区阻挡在外，对西方而言将越来越具有诱惑力。尽管欧美主流政客将继续声明，修筑隔离设施并非世界或西方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但他们恐怕会发现，选民已不再倾听他们的呼声。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地区战略框架，地区合作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所以未来中国如何促进地区合作，就是地区秩序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总体上看，在东亚秩序的建构进程中，中国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要打破将大国崛起与战争、不稳定相关联的传统认识，促进东亚稳定发展，必须着眼于通过地区合作，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地区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消除长期积累起来的隔阂和积怨，探索并逐步确立国际关系的新准则。而中国在东亚地区秩序建构中的探索，不仅影响着东亚地区的安全，亦将有助于促进全球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美的分歧根本上讲，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利益与美国要维护其在亚太的既得利益和主导地位的矛盾，折射出中美双方在新时期战略竞争的核心问题。奥巴马的多边主义外交是形式上的改变，维护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实质没有变。所以，南海问题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解决，要准备长期的博弈。去年习主席访美的基调是，寻求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加强务实合作，妥善处理分歧，避免冲突对抗，这有助于保持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目前中美关系进入重要的历史过渡期，尽管互利合作方面仍大于分歧方面，但战略竞争的态势明显强化，很多问题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加强风险管控与危机管理机制建设至关重要。

没有欧盟这一平台，英国的大国地位是受到质疑的，尤其是卡梅伦、奥斯本等人所看中的金融地位。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之所以愿意进入英国，主要是将英国视为进入欧盟的跳板。换言之，欧洲大陆才是英国的腹地。面对不断泛起的民粹主义，卡梅伦似乎也有些迷惑，“放单飞”之后，英国能飞得更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