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调整外交政策的动向早已显现。但问题在于，除与个别国家外，土耳其与多数国家的矛盾和分歧都根植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埃尔多安的地区野心，二是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只要这两个因素持续存在，土耳其在外交上的任何和解、改善、推进都将是有限的，并不能达到土政府预想的水平。

区域化未必是全球化的最佳方向和路径。以前大家都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达到全球化的必经路径或是高级路径，而且欧洲一体化是最深、最广泛、最高水平的，结果它自己就出现逆转。正如英国“脱欧”所显示的，欧盟只是欧洲的选择之一，并非必然选择。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让人们不能对地区一体化想当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将欧盟模式推向欧亚大陆，反而是多样性的亚洲模式在欧亚大陆的演绎。“一带一路”一方面要重视机制化软肋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一国一策”，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不能迷信市场化与地区一体化逻辑，而是要打造“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

美国中东政策调整趋于务实，主要致力于政治解决地区问题。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奥巴马执政时日不多，希望在中东多留些政治遗产。目前美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坚持重点打击IS，力助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摩苏尔；二是推动伊核协议正常实施；三是保持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势头；其它热点问题适度降温，继续维持“乱而可控”局面。然而，能否取得成果，主要看地区形势发展，美国努力程度和地区国家以及域外大国与之协调配合情况。

当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明显加剧，根源是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倍感焦虑。美国企图维护亚太尤其是海洋霸权，视中国为“主要挑战者”，为压制中国而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利用中国与某些邻国的海洋领土争端。面对美国的地缘围堵、经济排挤、政治渗透乃至“颜色革命”图谋，中俄合作顺势而上，政治互信、安全互助、经济互补并举，彼此借重、共同应对。

亚细安的区域组织建设如果缺乏自主性，依靠美国来“强化”自身，长远并不符合亚细安的利益。正如中东区域所表明的，缺少自主性而依靠外来力量的秩序永远不会牢靠。亚细安的自主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其他声索国的独立性立场和外交政策也同样重要。因为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些国家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幻。如果从中东的情形来说，可以确定美国绝对不会为了亚细安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而和中国进行一场公开的战争。目前中美双边关系尽管有矛盾，但仍然在发展和深化。今天的中美关系并非是冷战时代的美苏关系。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个别声索国要减少甚至放弃对美国的幻想。

由于双方都有需要，美英“特殊关系”还会维持下去。不过，英国脱欧不可能对英美“特殊关系”没有影响。英国脱欧后，其对外政策也势必会有不小的调整。其特点是把维护英国自身利益摆在优先的位置，体现更大的自主性。尽管还会重视美英“特殊关系”，但英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逐渐改变对美国亦步亦趋做法的势头不会减弱，甚或更加明显。

要想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就必须进行改革，而不能沿着老路走下去。这是英国公投脱欧后，欧洲政治精英们的共识。但是怎么改，改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这又是个难解的题。欧盟成员国之间，大小、贫富、新老成员国有着不同利益诉求，很难达成一致。如何弥合各国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对一体化认知上的差距，更是一道难解的题。正所谓不改革不行，但改也难。这恰恰是欧盟现在的处境。

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下一阶段最重要的和可能发生的变化是，执政党正发党在军队中的一党独大和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以及总统权力的膨胀，强化对反对党的监控和对外军事干预能力的收缩减弱，履行北约承诺能力降低，与国际社会大国紧张的关系，加上对涉嫌政变的军队官兵和司法人员进行报复清算的运动，将导致在下阶段的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土耳其军队与“伊斯兰国”武装和库尔德武装之间的麻烦将剧增。总之，7月15日后的土耳其已非之前的土耳其了。

时过境迁，政治建构的进步极大的重塑了土耳其社会的形态。2002年之后，虽然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遭受诸多批评，但无法否认的是，“正义与发展党”是按照民主程序规则一步步获取和夯实政治权力的。民主政治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已经不能再接受军事政变来打断国内政治规则。因此当政变发生之后，大量的民众游行集会，而军队政变者摄于民众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没有悍然无所顾忌地向示威民众开枪。埃尔多安也得以重回伊斯坦布尔，政变很快结束。

所谓的秩序就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危机是过去三大转型的产物。这是从二战之后开始发生，冷战结束之后加速，发展到今天仍然继续。除非减速甚至扭转这三大转型方向，否则人们不得不继续面临日益恶化的秩序危机。人们要不回到前霍布斯时代，要不进行大变革来重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