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出现崩塌，但会出现新的全球化，像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成长起来。全球化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一种类型全球化的出现要求规则重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中国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针对新情况，应在老规则基础上加一部分新规则。

刚刚落幕的北约峰会，以进一步加强集体防御和威慑能力为牵引，实际上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对欧洲地缘局势的未来而言，具有根本影响的将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的演变。三方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将不断磨合，其中既会有碰撞也会有协调。北约与俄罗斯新一轮地缘博弈，将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间接但重要的影响。中国可以作为的空间不是减少而将有所增加。毕竟全面对抗并非北约俄罗斯关系的宿命，从中中国可以有所作为，促进建立新的地缘战略平衡。

对照中美两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既有冲突性，也有共融性。中美都共同拥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将其视为本国发展和繁荣的基本保障。冲突性则表现在：美国长期干涉中国的国内安全问题，让中国感觉到根本性的威胁；美国则怀疑中国有颠覆自由国际秩序的可能。这些问题影响到中美的根本战略互信。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战略走向。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判断中美确实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基于这些判断，我们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中的议题有更清晰的理解。

今天的世界并非美国在衰落，而是其他国家在崛起。美国仍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固的政治系统。但不能因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和日本、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还有美国珍视的民主、言论和表达自由等为基础，努力构建国际新秩序。必须避免与俄罗斯、中国等国陷入新冷战格局。强化与日本的关系，以及日本在全球范围的积极行动，不仅有利于日本，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新政府非常希望重回平衡。美国并不想靠一意孤行的实力说话，也不能离开世界走上孤立主义道路，而是采取中庸之道。这意味着适度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强化与盟国的关系。

在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和大国基本关系的强烈动荡中，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全球治理的重大进展首先取决于所有重要国家与其国内社会能否阻滞和扭转这变更倾向和强烈动荡。必须抵制正在全球范围扩展和增进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必须积极争取大国基本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这样的努力实属必要，实属可贵，而且能够取得重要的局部成功。

过去八年中，奥巴马所谓的“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与“维持全球领导力”之间存在再平衡和再分配的极大张力，但在现实中的收效并不理想。虽然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遭遇两党参选人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比如希拉里或桑德斯在TPP议题上的反对，或者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合作、伊朗核协议等议题上的攻击，但“奥巴马主义”似乎正在两党中达成某种共识。

美土关系磕磕碰碰，有其结构原因及历史“惯性”。“7·15”政变仅是导火索而已。美土关系建立于战略安全与军事、经济合作基础之上，土耳其扮演的地缘政治“支点”作用，实乃美国战略力量的地缘政治延伸。就此本质方面看，美土外交危机不外乎是“西西矛盾”———西方阵营“内部矛盾”的表现及爆发。于安卡拉而言，对美关系是其外交基轴，维护对美关系符合其国家长远利益，不至做出与美决裂或分道扬镳决策。

俄土伊（朗）战略合作重写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格局与历史。未来欧美围堵俄的势头将放松，这是俄突破与西方国家自乌克兰僵局以来的一个绝佳机会。俄很可能利用这一机会，试图重构与美国、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更大的可能是把这一悲剧性事件转化为俄调整与西方关系的一个新契机。俄土伊合作撕破了北约在中东地区的铁幕，给叙利亚问题解决带来了有利条件，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会在中东扶持反对派制造新的矛盾，中东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将变得更加复杂。

全球化是在释放市场力量，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化经济。另外导致了工作机会的流失，以及不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政治的后果，按现在所谓的政治结构和秩序，国内的已经无法应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又用原有的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让物品和人口进一步流动，导致了极大的公众的恐惧，所以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全球化的逆转。在标题上之所以用了问号，是表明这个事并不是非常肯定，但是可能性大幅度增加。

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方面，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决心、有能力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在新常态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双方政府反复向对方阐明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意图和合作意愿，向本国的公众说清楚，以减少舆论混乱的干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应当建立“共同进化”的关系。“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