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改革进程自始至终都将是艰巨复杂的过程，因此包括常任理事国、新兴大国以及中小国家在内的各方利益集团应积极进行沟通交流，以缩小分歧和寻求妥协方案，稳步推进而非一蹴而就的安理会改革进程更为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从外部环境看，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所谓“第三方因素”的干扰甚至绑架。从内部环境看，两国国内都在经历深层次结构性改革，都在经历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重大变迁，高层决策越来越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网络媒体、社会舆论。目前中美关系的既有发展规律不再灵验，一些长期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框架、政策也部分失灵。敏于时势者则理当主动求新求变，正面迎接中美关系的新变局，重新确立中美关系的新框架。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心病”以结构论为核心，担心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霸权受损。中国所能做的，则是在本质论上说明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文化是以“和”为中心的、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在利益论上说明中美可以合作共赢，在结构论上说明“太平洋足够宽广”。这里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对应，中国的药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治疗美国的“心病”，关键还在于美国对权力结构变化的态度。所以，坦诚的中美对话就显得非常必要。

中加关系的未来发展虽仍会面临来自加拿大政府内部的一些质疑和反对、公共舆论的疑惑和担心，但如果两国领导人愿意积极协调、跟进和妥协，双方智库能够积极推动二轨外交，中加关系将会得到加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在特鲁多领导的多数党执政的四年中平稳前行。

近几年，中国外交整体的主动性提高，联合国外交在内容、方式、范围、领域方面都有较大扩展，但是整体的参与水平还有待提高。第一，深度融入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各类国际机制。尽管目前我国参与的国际机制数量众多，但是对于国际机制的规则制定和程序并未形成有效的影响力，因此深度融入是提升联合国外交质量的重要内容。第二，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中国方案。近些年，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理念贡献有目共睹，这是中国外交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但是随着现实问题的凸显，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中国方案、应对之策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也更能提升中国的话语权。

全球化将会出现和之前不同的特点，但现在说全球化已经处于逆转阶段可能还为时过早。像之前所说的，全球化趋势逆转可能只是出现在特定领域和特定地区。但就全球来说，全球化的关键因素依旧屹立，并且全球化由金融、贸易开始，现在进入其他领域，如教育、文化方面。就文化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一致性，保持文化多样性。

非洲之所以出现强人政治，是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分不开的。最重要的是，在上述所列的搞强人政治的国家中，绝大多数是政情稳定，经济发展较快，领导人深受民众拥戴。老百姓是最实惠的，谁能让民众受惠，民众在选举中就会把票投给谁。其次，那些政绩一般的强人，通常会利用自己的党派在议会中占有绝对多数的优势，在两任届满前通过议会作出的决议，取消总统任期次数的限制。此外，对于那些饱受战乱危害的国家来说，谁能让老百姓享受国泰民安，谁当然最受人民欢迎。

目前欧盟“失衡和失序”局面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欧盟眼下形聚神散、民粹思潮当道的局面，完全是他自己的所做所为造成的恶果。未来欧盟要想化解它面临的“生存危机”，恐非易事。虽然它不会怦然瓦解，但逐步走向衰落则是难免的。

推动可持续发展，要以务实行动应对当前的挑战，积极变革和改造我们的世界。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建设“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坚持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的大方向。化解地区热点，政治解决是根本之道。历史一再证明，诉诸武力、以暴制暴，只能使仇恨延续、战火不已，最终不会有赢家。必须携手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各国应同心协力推动世界经济真正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在二十国集团出现之前，国际经济事务多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主导。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诞生，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贡献对于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已不可或缺。主办一届成功的杭州峰会，则进而标志着中国已经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央，走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一年半的申办努力，两年半的筹备付出，中国用了近4年向世界呈现出一届圆满的杭州峰会，世界也从未像今天这样专注倾听中国。杭州峰会的累累成果是中国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一次集中呈现。“搭便车”的谬论不攻自破。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成为一个领导者，引领着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