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严峻，遇到的阻力不容低估。但我们应对危机和处理国际问题的手段及能力都远超出以往，世界各国都必须考虑对华关系逆转的代价。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运筹帷幄，每每把重大的挑战转化为发展的机遇。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八大得出的这个结论并未改变。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美国制华、中国反制，已成常态。但美国双航母的示威行动，不仅让这种常态失衡，使区域形势面临险情，而且使区域各国面临在中美两国选边站的困境中。不过南海岛屿主权之争，远未到兵戎相见的危险地步——美国搅水加剧了区域战争风险。

英国脱欧公投再次验证了，“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都需要一个与时代发展同步的“政治文明”的支撑。如果“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不能体现各成员的共同利益，不能建立公平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做不到“一体化规则”与“差异化个体”相互协调，就必然陷入扯皮，甚至遭遇对抗和冲突。笔者认为，欧盟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合作+扯皮”期，其机制仍需不断探索和完善。而世界贸易组织是协调“一体化规则”与“差异化个体”的典范，在走过“扯皮期”、“对抗期”后，最终走向了“成熟合作期”。

南海形势发展错综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美、日、菲等区域内外国家的联合驱动下，未来南海形势仍将保持持续升温的总体态势。具体而言，未来南海形势将呈现“三个加强”的特点。第一，未来美国亚太和南海政策将继续保持连贯性，将继续沿着加强在南海地区军事存在路线前进。第二，日本在美国的带动下，以及出于自身扩大在东南亚地区政治和军事影响力的利益考量，利用武器援助、外交勾连等方式，逐步加强与菲等国在东亚海洋事务的联动与协作。第三，伴随着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南海形势乱局或将进一步加剧。

从国家能力到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决定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性质并非遏制中国，而是两面下注。这一战略包括接触与防范两个方面。其在2009年前主要表现为接触的一面，此后开始强调防范的一面，并在2013年发展为涵盖南亚的印太再平衡。美国无法为“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区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产品、人员等支持其本国也需要中国的资金，但又不希望丧失(至少是过快地丧失)在这一地区的领导地位与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因此，中美双方存在合作的空间，以经济领域为主，同时也存在于安全、政治、文化等领域。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之间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两国的战略目标虽然有竞争乃至对抗一面但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的空间。

美国等国家之所以力推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因为资本获益符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资本，美国各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是资本的组织载体。取消对资本的限制，相当于取消了对美国等国家跨国公司的必要限制。在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下，发展中国家不仅不允许对资本有效引导和监管，而且要对国家力量进行约束。这意味着在与资本的较量中，国家被剥夺了法律及政治的武装。资本将赢得胜利。而资本力量加上美国国家力量，有助于延续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强推新自由主义酿成的苦果，只有吞下的人才能了解个中滋味。

二十多年来北约东扩不经吞噬了整个中东欧地区，而且不断向原苏联成员国渗透。美国在东欧一些国家部署反导系统，充实北约东扩内涵，其实是北约东扩另一种方式的延续。鉴此，美俄之间的较量将是旷日持久的。

2016年选举结束之后，美国新一届政府在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关系上都可能作出深度调整。在贸易政策上，美国将有可能进一步在自由贸易上后撤，从单纯的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移。而在金融政策上，华尔街与华盛顿的矛盾将进一步恶化。这些政策选择，将驱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陷入低潮。对中国而言，有必要认真面对未来数年里由于美国政策变化所可能导致的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会再有先前良性的外部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加快国内制度改革，推动国内市场的完善和扩大，真正通过内需来实现经济发展，而不能再将希望单纯依托于外部市场。

美国主导的亚洲集体安全，如果不能充分考量到中国的安全需要，永远不会有安全。客观地说，美国在确立亚洲安全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但绝对不是像现在那样简单选择和其盟国站在一起。美国想通过和中国的一些邻国结成同盟来威胁和围堵中国，迫使中国去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导致了现在的不安全局面。而且从美国主导的集体安全的构架而言，基于各种同盟关系之上的集体安全只是美国的绝对安全，而非真正的亚洲集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