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亚太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大战略充满不确定性，奥巴马能够传给后任者的战略遗产又有哪些呢？关键是，这两项攸关亚太区域的战略功亏一篑，美国留给亚太国家的印象是始乱终弃、缺乏公信力。这样的美国还能在亚太区域充当列国信任的领导者吗？就此而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确“沉于太平洋”了。

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问题或称主题，非常之重要。但党中央从来没有笼统地把现时代称作和平与发展时代。时代主要趋向与时代定义是有区别的。而且当今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说明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将我们的时代定义为和平与发展时代，那就难以解释天下并不太平的诸多复杂现象，反而会困扰自己。与此同时，不应用杜撰的美中两极论取代现实的世界多极化论。“G2”论翻版的严重后果在于：其一，夸大中国的作用从而误导民众。其二，这无异于给“中国威胁论”增添佐料。其三，无视其他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在当今世界格局变化中的作用。

虽然“去全球化”强势逆袭，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内生的趋势，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放缓。并且，目前全球化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一些新特点。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增强。中国同时更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在西方世界“去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国努力“以善治示全球、以创新领潮流”，引领全球化的发展，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阿拉伯之春”带来中东北非地区国家陷入动荡和战乱的情形下，“摩洛哥模式”在地区有着积极的示范意义，但需要认清的是，“摩洛哥模式”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是最好的，而是在阿拉伯乱局的背景下，它是有效的。但其背后潜藏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对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有所质疑：当下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出现时，王室的宪法改革模式是否能依旧奏效呢？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确认此次“误炸”是美军方对白宫政策的蓄意反叛，但它显然已经让原本脆弱的停火协议形同一纸空文。鉴于停火协议和政治谈判破局，叙利亚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奥巴马政府在剩余不到三个月的任期内很可能采取“保守治疗”，尽可能为下届政府争取战略空间。除了在国际层面与俄罗斯继续周旋外，美国政府还可能通过以下策略减缓叙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友向“伊斯兰国”“首都”拉卡进攻的态势，阻止叙政府在未来谈判桌上获取更大的筹码。

安理会改革进程自始至终都将是艰巨复杂的过程，因此包括常任理事国、新兴大国以及中小国家在内的各方利益集团应积极进行沟通交流，以缩小分歧和寻求妥协方案，稳步推进而非一蹴而就的安理会改革进程更为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从外部环境看，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所谓“第三方因素”的干扰甚至绑架。从内部环境看，两国国内都在经历深层次结构性改革，都在经历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重大变迁，高层决策越来越受制于国内利益集团、网络媒体、社会舆论。目前中美关系的既有发展规律不再灵验，一些长期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框架、政策也部分失灵。敏于时势者则理当主动求新求变，正面迎接中美关系的新变局，重新确立中美关系的新框架。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心病”以结构论为核心，担心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霸权受损。中国所能做的，则是在本质论上说明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文化是以“和”为中心的、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在利益论上说明中美可以合作共赢，在结构论上说明“太平洋足够宽广”。这里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对应，中国的药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治疗美国的“心病”，关键还在于美国对权力结构变化的态度。所以，坦诚的中美对话就显得非常必要。

中加关系的未来发展虽仍会面临来自加拿大政府内部的一些质疑和反对、公共舆论的疑惑和担心，但如果两国领导人愿意积极协调、跟进和妥协，双方智库能够积极推动二轨外交，中加关系将会得到加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在特鲁多领导的多数党执政的四年中平稳前行。

近几年，中国外交整体的主动性提高，联合国外交在内容、方式、范围、领域方面都有较大扩展，但是整体的参与水平还有待提高。第一，深度融入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各类国际机制。尽管目前我国参与的国际机制数量众多，但是对于国际机制的规则制定和程序并未形成有效的影响力，因此深度融入是提升联合国外交质量的重要内容。第二，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中国方案。近些年，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理念贡献有目共睹，这是中国外交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但是随着现实问题的凸显，提供更具操作性的中国方案、应对之策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也更能提升中国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