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选，普京的政治地位不会遇到严重挑战。俄罗斯经济形势难以很快好转，症结在于结构调整，即使油价上涨也不足以治本，但当局会竭力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逐渐缩小困难的程度。俄外交强势会持续，但也要力争改善与西方国家首先是欧盟国家的关系，以便构建尽可能有利于国家振兴的外部环境。

未来，无论谁当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将会面临调整。对于特朗普和希拉里而言，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考虑的形势主要有三点：一是亚太地区在未来依然是全球重心；二是中美关系依然是重中之重；三是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依然要极力维护。从这三点来看，美国并不会改变对亚太地区的重点关注，但问题是如何实现战略平衡，如何在具体手段运用上变得更加温和巧妙。其挑战主要在于，如何避免中美战略竞争恶化，如何避免盟友或伙伴因为战略误判引发争端，如何平衡亚太战略与在其他地区的战略。这一系列问题将是下一届美国政府推行亚太战略无法回避的。

中美实力对比的拉近与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国际大势产生共振，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态势被人为放大了。其结果，美中关系从一般意义上的“超”与“强”关系变异为特殊意义的“老大”与“老二”关系，美国对华战略也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思考如何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竞争、博弈面明显增强，且更多地事涉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领域，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中美关系新变局要求重新确立两国关系新框架。然而，美国缺少完整的对华战略，其策略只是一系列应急性、反应性的政策拼盘。中国主动寻求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性难题，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此，美方基本采取“不排斥、不跟进、不上套、不含糊”的“四不”态度，显示其十分微妙复杂的心态。

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前些年单纯的综合国力上升，其影响也不仅呈现一种指数的变化，而是在切实地改变国际格局。很遗憾的是，不少国人还没有认清我们现在所处的似强非强的阶段。我们确实在用这些年积累的力量做些事情，但这相对核心的政治安全议题来说还是相对边缘的议题，核心的安全议题上，美国仍然是我们绕不开的“世界警察”。现在中美领导层的策略还是很高明的，没有让这些规则之争影响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格局。然而这种默契很脆弱。因此现阶段就我们而言，在中美关系上韬光养晦还是很有必要。西方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他们也都知道中国非常重要。但到底怎样才能让中美关系在国际体系当中有一种比较舒服的位置，这需要在中美之间构建一个制度框架。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看来，G20都是选项之一。

当美国不愿意深度介入中东的时候，中东的新秩序就靠区域内的国家了，环顾四周，唯土耳其与伊朗。然而，要当一个真正的地区大国，仅仅任性是不行的，因此，埃尔多安与俄罗斯、以色列缓和关系，也派人到大马士革和德黑兰。进军叙利亚，是土耳其中东政策调适的表现。

目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可能出现崩塌，但会出现新的全球化，像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可以让其他很多国家因此成长起来。全球化本身不会消失，另外一种类型全球化的出现要求规则重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机会。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中国完全是可以接手，但针对新情况，应在老规则基础上加一部分新规则。

刚刚落幕的北约峰会，以进一步加强集体防御和威慑能力为牵引，实际上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对欧洲地缘局势的未来而言，具有根本影响的将是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形成的三角关系的演变。三方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将不断磨合，其中既会有碰撞也会有协调。北约与俄罗斯新一轮地缘博弈，将对中国国家安全带来间接但重要的影响。中国可以作为的空间不是减少而将有所增加。毕竟全面对抗并非北约俄罗斯关系的宿命，从中中国可以有所作为，促进建立新的地缘战略平衡。

对照中美两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既有冲突性，也有共融性。中美都共同拥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将其视为本国发展和繁荣的基本保障。冲突性则表现在：美国长期干涉中国的国内安全问题，让中国感觉到根本性的威胁；美国则怀疑中国有颠覆自由国际秩序的可能。这些问题影响到中美的根本战略互信。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战略走向。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判断中美确实有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基于这些判断，我们可以对当前中美关系中的议题有更清晰的理解。

今天的世界并非美国在衰落，而是其他国家在崛起。美国仍拥有全球首屈一指的军事实力、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固的政治系统。但不能因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必须和日本、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还有美国珍视的民主、言论和表达自由等为基础，努力构建国际新秩序。必须避免与俄罗斯、中国等国陷入新冷战格局。强化与日本的关系，以及日本在全球范围的积极行动，不仅有利于日本，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新政府非常希望重回平衡。美国并不想靠一意孤行的实力说话，也不能离开世界走上孤立主义道路，而是采取中庸之道。这意味着适度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并强化与盟国的关系。

在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和大国基本关系的强烈动荡中，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全球治理的重大进展首先取决于所有重要国家与其国内社会能否阻滞和扭转这变更倾向和强烈动荡。必须抵制正在全球范围扩展和增进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必须积极争取大国基本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这样的努力实属必要，实属可贵，而且能够取得重要的局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