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不仅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因其重要，双方都非常重视与对方关系的构建，近年来除了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的日益加强，领导人之间制度性的频繁见面、每次见面都要对双边政策加以某种“再确认”，是最好的说明。

因其复杂，双方在认识上以己度人、以偏概全甚至出现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作为当今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合作则共赢，冲突则俱伤，伤的不只是两国本身，还将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因此，虽然两国媒体舆论和民间情绪常因某些事件“交火”，但在国家领导人层面，处理双边关系的政策仍然是慎重、积极和理性的，并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想法。不过，这似乎并没能阻止中美关系患上一种“心病”。

如果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可以看到，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而是在起起伏伏中走到今天的。1979年建交之后的头十年，中美关系处于上升通道，甚至有过蜜月期，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下行通道；以20世纪90年代初为起点，往后的十年总体上处于上升通道，包括中国加入WTO谈判的成功，“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识，而到21世纪初小布什竞选总统与其执政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又进入下行通道；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再次进入明显的上升通道，持续约十年时间，直至近几年中美关系再次进入下行通道之中。

与前两次的情况不同，当前这一次的中美关系下行具有“隐形性”，表面上看双方的合作不断在推进，相互依赖在不断加深，国际事务中的共识在不断增加，但是，中美关系的研究者们普遍感觉到，中美关系出现了“战略互信减损”和“战略互疑加深”的危机。这不同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竞争，而是一种信任危机，是一种“隐忧”，因而是一种“心病”。但“心病”治起来一点也不比政治制度对抗、意识形态冲突和经济利益竞争要容易。

2015年5月美国著名“知华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关于中美关系面临“临界点”（tipping point）的演说，是这种“心病”的一种表征，虽然他的诊断并不准确，且只是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归于中方。

其实，近年来中美关系中形成一种有趣的“话语对比”现象：一方面是美国学者、智库和主流舆论对中美关系多有负面言辞，以失望、怨怒、焦虑、唱衰为主调；另一方面，中国对美舆论的主流也就是政府的基调，都是正面言辞，以说服、劝导、期待深化交流合作、看好前景为主调。虽然这里中国一方是政府主导舆论，美国一方是学者、智库等知识精英阶层占据舆论主流，主体似乎不对等，但是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代表的是政策方向，而非舆论优势，这与中国的情况不同。

不过，在同是“主流舆论”并反映国民心态这一点上，无疑具有可对比性。在美国方面，除了兰普顿关于“临界点”的言说之外，其他典型地具有上述话语特征而流行的对华舆论，包括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米尔斯˙海默教授的“大国政治悲剧论”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埃里森教授的“修昔底德陷阱论”。

米尔斯海默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本质出发来论证了中国崛起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挑战，战争不可避免。而“修昔底德陷阱论”依据修昔底德在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得出的结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来比拟当今中国崛起对于美国霸权的挑战和影响。如果算上早前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以说，在冷战后的美国主流舆论中一直存在一种唱衰中美关系、充满失望、悲观、焦虑、甚至鼓动美国政府尽量防范、遏制中国崛起的舆论，而近年来有了新版本。

相比较之下，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主流声音包括：“太平洋足够宽广，可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梦跟美国梦是相通的”；中美关系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这些话语不仅是对美国总统和国务院官员说的，也是对美国对华主流而负面舆论的回应。加上早前中国表达的“和平崛起”，都是针对美国对中国崛起“不放心”而做出的“增信释疑”表态。两相比较，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的主流舆论，虽然不断向中方抛出各种负面观点，似乎掌握了主动权，但在思想上却是防范和撤退的姿态，还有点焦躁不安；而中国虽然对美舆论表现得苦口婆心，但富有进取性，沉着冷静。

这种“话语对比”可以使我们看到中美文化思维的差异，同时看到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心病”。这一“心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二是对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一是表象，二是实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霸权护持才是美国外交的核心，在它眼里，不管对它霸权构成挑战的是谁，不管是争霸的前苏联，是“经济动物”日本，是中东的伊朗、伊拉克等地区强权，是偏隅于东北亚一角的朝鲜，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抑或露出统一曙光的盟友欧盟，它都会抛出失望、怨怒、焦虑、唱衰的舆论，也就是说，它的“心病”是一样的，只是表现不同。

当然，美国这种“心病”的要害在于会采取配套的行动，要么将对手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要么使对手望而却步。不过，中国是美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对手”，是在全球化时代作为新大陆文明要面对延续五千年的东亚古老文明的新生。美国既很难将中国纳入它的战略轨道中做个“副手”，中国也有足够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智慧化解外来压力，以及经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验证过的无畏于任何外来霸权的力量和意志。

那么，美国的“心病”该如何治疗？大致而言，中美如何看待对方，可以归纳为三种认识：本质论、结构论和利益论。这也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常用的三种理论思维。

简而言之，本质论即从国家制度、意识形态、文化宗教、国民性格等本质出发来看待对方，如美国各种各样“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所一致具有的“中国威胁”认知，或“共产党中国”会实行对外扩张的话语，而中国则长期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宣传，等等。中国宣扬“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和美国宣扬“民主和平论”，都属于本质论。结构论是认为中美之间的诸多矛盾是由权力结构变化带来的，如中国力量增长、崛起和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从而形成结构性矛盾。利益论则从利益的角度去解释国家像人一样具有“至死方休”的逐利动机，甚至作为“集体的人”比个体的人更甚。

对照之下，当前美国对中国的“心病”以结构论为核心，担心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霸权受损。中国所能做的，则是在本质论上说明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文化是以“和”为中心的、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在利益论上说明中美可以合作共赢，在结构论上说明“太平洋足够宽广”。这里两者之间并不完全对应，中国的药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治疗美国的“心病”，关键还在于美国对权力结构变化的态度。所以，坦诚的中美对话就显得非常必要。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文章转自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