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土耳其与伊朗关系在未来仍将处于长期竞争、相互猜疑但又务实合作、谨慎克制的动态平衡之中。在伊朗整体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土耳其仍由正发党掌控政权的前提下，土伊关系最大的变数可能来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第三方，比如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变化，或其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干涉力度。

当前老牌国家在衰落，新兴国家在崛起；老牌国家已经无力改善这个世界秩序，而新兴国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因此，今天的这个世界舞台错综复杂，眼花缭乱。各种力量在较量，暗流汹涌。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能够重建世界秩序的是那些具有远见、有大格局和充满政治智慧的政治家。

不要埋怨反全球化的特朗普，奥巴马两个任期对领袖全球的战略也没有足够的底气。就现实言，民主党的桑德斯，也和特朗普一样反全球化。反全球化，不是特朗普的一个人的政治观，而是美国现实政治的折射。

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建立非洲司令部和扩大在非军事存在的首要目标。目前，非洲大陆的恐怖主义态势日趋严重。针对这一情形，美国正设法应对。根据五角大楼的规划，新的基地架构将包括四个“中心”（hubs）和大量小的“轮辐”（spokes），即小型基地。中心的规模从500名美军到5000名美方人员不等，这需要扩展在吉布提和阿富汗的现有基地。“轮辐”则发挥前沿哨所的作用。现在，美国宣布将在非洲建立第二个军事基地，此举很可能是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整合计划拉开大幕的前奏。美国或许借此机会整合其在非洲已有的军事资源，使其形成网络和体系，着力打击恐怖主义，应对地区国家内乱，切实保护美国利益。

欧美政治中的民粹主义现象是各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民粹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人民至上，反对政治生活中的精英主导。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发展越来越精英化，精英集团国际化，精英集团利益化，主流政党和政治精英均被利益集团和大资本家所绑架，而大众则被抛弃，他们只能默默地用选票说话。在民粹主义的操纵下，建制派或者失语或者制造社会议题的能力下降，主流精英自恃的“政治正确”已不得人心，而“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者则说出了大众的心里话，掌握了制造社会议题的能力。毫无疑问，欧美各国形形色色的“特朗普们”正在引领和改变着未来的政治模式和政治形态。

中美之间的交流机制已经不能主要限于政府层面，而应该延伸至社会层面，例如商业界、学术界，其中学术界交流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双边关系而言，中国要坚持一贯的外交战略。这个外交战略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亚太地区是中美利益交汇最集中、互动最频繁、利益冲突最可能发生的地区，因此尤其需要慎重处理。

21世纪影响国际政治变迁的核心要素不再是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国家间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变化、对国际机制的构建能力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塑造和主导能力。由于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它们更有可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麻烦制造者。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中小国家一旦拥有核武器，不仅敢于对其他中小国家发动战争，甚至也会对大国发动军事冒险。在21世纪，中小国家越来越成为不稳定的根源。现在由于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同盟对于大国军事冲突的作用剧减。不过，由于大国之间还需要借助军事手段达到威慑、抑制和塑造的目的，同盟更多地是发挥塑造对己有利的力量对比和于己有利的安全环境的作用。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容许任何势力将其从中国的版图分割出去。这就是中国不变的底线。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最核心问题，不容有大的闪失。现在有些美国有识之士认为，美国应因应时势的变化调整对台政策，取消《与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将中美关系完全纳入正常健康发展的轨道。看来这是大势所趋。希望美国政府早日这样做。如此将是台海两岸和人民之福，也是美国之幸。

特朗普现象反映的是今天世界民粹主义的崛起，而民粹主义的崛起，至少说明了三大发展趋势。第一，民主的良好运作并不仅是拥有良好的选举制度，而是需要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配合。一旦这些条件弱化，民主制度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激进民粹主义崛起表明，今天民主的社会政治生态正在恶化。第二，从西方到非西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今天各国内部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面临着新一波社会革命。第三，内部秩序出现问题必然影响到国际关系。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粹主义延伸到国际舞台，就是民族主义的勃兴。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激进民粹主义所引发的激烈地缘政治竞争，世界充满不安宁和不安全。我们进入了一个变革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亚太地区作为大国利益的交汇点，既存在矛盾，也存在机遇。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来不断扩大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联盟体系影响力，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再平衡”，但它忽视了亚太地区国家要和平求发展的合理需求和天然平衡。如果美方依旧以冷战思维扮演地区制衡者，势必导致世界多个地区的失衡，而美国也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进自己设计的霸权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