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文化的变更倾向和大国基本关系的强烈动荡中，全球治理规则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程度空前的困难。全球治理的重大进展首先取决于所有重要国家与其国内社会能否阻滞和扭转这变更倾向和强烈动荡。必须抵制正在全球范围扩展和增进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必须积极争取大国基本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与俄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这样的努力实属必要，实属可贵，而且能够取得重要的局部成功。

过去八年中，奥巴马所谓的“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与“维持全球领导力”之间存在再平衡和再分配的极大张力，但在现实中的收效并不理想。虽然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遭遇两党参选人不同程度上的否定，比如希拉里或桑德斯在TPP议题上的反对，或者特朗普在气候变化合作、伊朗核协议等议题上的攻击，但“奥巴马主义”似乎正在两党中达成某种共识。

美土关系磕磕碰碰，有其结构原因及历史“惯性”。“7·15”政变仅是导火索而已。美土关系建立于战略安全与军事、经济合作基础之上，土耳其扮演的地缘政治“支点”作用，实乃美国战略力量的地缘政治延伸。就此本质方面看，美土外交危机不外乎是“西西矛盾”———西方阵营“内部矛盾”的表现及爆发。于安卡拉而言，对美关系是其外交基轴，维护对美关系符合其国家长远利益，不至做出与美决裂或分道扬镳决策。

俄土伊（朗）战略合作重写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格局与历史。未来欧美围堵俄的势头将放松，这是俄突破与西方国家自乌克兰僵局以来的一个绝佳机会。俄很可能利用这一机会，试图重构与美国、与北约之间的关系，更大的可能是把这一悲剧性事件转化为俄调整与西方关系的一个新契机。俄土伊合作撕破了北约在中东地区的铁幕，给叙利亚问题解决带来了有利条件，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就此善罢干休，会在中东扶持反对派制造新的矛盾，中东问题在最近一段时间将变得更加复杂。

全球化是在释放市场力量，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化经济。另外导致了工作机会的流失，以及不平等程度在发达国家的增长。政治的后果，按现在所谓的政治结构和秩序，国内的已经无法应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在应对危机的时候又用原有的进一步开放国家边境，让物品和人口进一步流动，导致了极大的公众的恐惧，所以这就很有可能导致全球化的逆转。在标题上之所以用了问号，是表明这个事并不是非常肯定，但是可能性大幅度增加。

在相互理解、管控分歧、避免危机方面，两国政府是成功的，也有决心、有能力继续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在新常态下更需努力的方向，是把双方政府反复向对方阐明的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意图和合作意愿，向本国的公众说清楚，以减少舆论混乱的干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共识。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应当建立“共同进化”的关系。“共同进化”也意味着“和平竞争”。看看哪个国家能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得更好，让人民更满意，是中美之间最有意义的竞争。

中美关系和中国同邻国的关系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分开解决。毛主席、周总理都曾经指出，在世界上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因此，我们跟周边邻国发展关系一定要同美国区别对待。我们周边有很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在内，都属于推一把就会推到美国那边，拉一把就会到中国这边来，不能和美国同等看待。我们要做工作，在外交上要争取“朋友越多越好”，让朋友信任你，让朋友尊重你，这是破解当前难题的关键。

中国和缅甸新政府在现实主义外交上达成方向性的共识已是重大的外交成果。在亚太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之时，中国需要重新调整和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中缅、中朝传统外交事实上是外交负担，中缅关系的成功转型对中国是减负。更深一步，在中国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外交版图中，也需要现实主义的外交思路，从而摆脱目前的尴尬乱象。当然，中国要努力，其他国家也要与时俱进。

土耳其政局动荡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域外大国中东战略的调整、中东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和中东国家内部权力“破碎化”等相互叠加的产物。作为中东地区的支点国家，土耳其政局的变化将牵动中东地区战略格局的神经，对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中东地区大国的权力平衡以及中东国家内部宗教与世俗、军队与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谁当选美国下一任总统，继续推行“霸权政治”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决定的。面对内外困境，美国在对外行动中会有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冒险性。全球战略安全环境正孕育着重大变化。世界上再度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不是不可能的。坚定地贯彻实施党中央确定的强军计划，做好能打仗、打胜仗的一切准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