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此次“反常”行为，是安倍政府调整中日关系的一种尝试。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对华关系重在对抗、竞争。尽管中日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见面，但由于“政治互信”的缺乏，导致双方达成的一些共识难以落实。如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开始认识到对抗不应是唯一的选择，竞争中也应该有合作。

随着适应和熟悉总统新角色，特朗普观察中东地区的角度和深度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外交也将回归传统轨道。但是鉴于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风，不排除特朗普任内中东政策的反复性和不稳定性。从特朗普独特经历以及张扬个性看，美国中东政策会深深地烙上特朗普的印记。

在国际舞台上，沙特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其能源和伊斯兰大国地位为各方看重。沙特奉行独立自主、务实的外交政策。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致力于海湾合作委员会一体化建设。与此同时，美国要维护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也离不开沙特的支持和配合。

尽管马克龙将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推动国内改革，其在外交上也会力争有一番作为。对于这位以亲欧为主要特征的法国新总统来说，外交上的首要任务是重启法德发动机。欧盟近年来面临的各种危机之所以得不到有效应对，与法德发动机在一定程度上的熄火有关系。不过总体来看，法国在欧盟内的影响力的回归将主要有赖于未来几年法国经济的重振。

阿富汗是中美之间达成“全球治理”的一个理想地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好成交叉态势，汇合点即为阿富汗。虽然“新丝绸之路”计划现已鲜有提及，但中美两国在阿富汗的合作是可以下功夫的。此外只有海陆平权的全球化才是完整无缺的全球化，才能“打通世界”。与“一带一路”相配套的是高铁，其运输效率预示着这是沟通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新型交通方式。通过高铁将内陆国家与大型港口相连，将促进原来没有接受全球化利益的内陆地区迈向现代化，找到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这一创新公共产品的根本创新点。

产生政党碎片化的主要根源，是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社会严重分裂以及身份认同缺失。由于在这些问题面前，传统政党束手无策，引发众多民众对其失望和不满，转而把选票投给非主流政党，催生政党碎片化。而政党越是碎片化，越是难以执行连贯有效的政策主张，反过来，又进一步助推政党碎片化，形成恶性循环。

今天西方面临巨大危机，是中国提升自己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机会。既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有机部分，也没有任何可能性与世界经济体分离，那么中国不能坐等他国的“邀请”，而是要主动出击，和国际自由经济秩序对接，不仅容纳现存话语，而且进一步发展话语，抢占国际话语权的制高点。

中美俄欧四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美中俄三角关系。第一点，中美关系正在朝着进一步改善的方向发展。第二点，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俄关系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第三点，中俄关系的基础坚实。第四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微妙。中美俄之间客观上存在国际影响力之争，既相互借助又彼此防范，但侧重点明显不同。美国对俄罗斯防范多于借重，反之俄罗斯亦然；美国对中国防范与借重注意保持平衡，中国对美国尽量做到彼此借重；中国和俄罗斯可以说是相互倚重。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既不取决于俄美关系，也不排斥俄美关系。

无论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还是“世界经济中心向东亚转移”，都不等于中国本身的崛起。如果中国要享受“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的和平繁荣红利的话，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让大部分亚洲或者东亚国家喜欢我们，或至少不会因为害怕和敌视我们而试图联合起来“围堵”我们。否则，“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或东亚转移”对于中国可能不是福音。同样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亚洲和东亚，中国的和平发展恐怕不可能拥有美国在美洲崛起那样的天时地利。中华之伟大复兴主要依赖于我们的努力和智慧。专注国内改革，沉着、冷静、耐心依旧是战略美德。

互联网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光明”的力量或者“黑暗”的力量都可以使用。不过，是“光明”还是“黑暗”并不取决于互联网本身，而是互联网生存的社会环境。无论西方还是非西方，今天的强势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办法，毫无限度地来攫取利益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使得大多数普通人陷入困境。对于普通人，互联网就如他们的祖先或者前辈使用过的石头、棍棒或者枪支。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互联网或许使得他们陷入“黑暗”，而对普通人来说，互联网则有可能通向“光明”。由此看来，改善社会环境才是促成互联网扬善恶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