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着力深化同周边国家伙伴关系，推动亚洲的整体繁荣和振兴。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坚持亲诚惠容理念，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做同舟共济的可靠伙伴，共同维护亚洲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共同推进亚洲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均衡稳定、开放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让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始终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办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愿与东盟携手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地区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支持以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推进区域合作进程。

考虑到未来反恐战争、政治重建、土耳其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近期美军增兵叙利亚这一新变化，叙利亚战争局势在相对稳定态势中隐藏着新的不确定因素，美、俄、土三方或将展开一场新的博弈，这会将叙利亚导向何方，尚有待观察。

面对全球化的两重性，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扩大了。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潮流都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处于起步阶段，都没有充分完整表现的情况下，在全球治理薄弱的情况下，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由此而来产生有选择的冲突、有选择的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长时期的合作与冲突并存，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全球化时期。有些国家在没有新办法的情况下回到老办法，特朗普就是回到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保护主义等老办法。当美国成了规则破坏者，成了麻烦制造者，其软实力损害是不可弥补的。我们就要堂堂正正地变成规则建设者。这就是中国的新的战略机遇。

欧美政治格局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理想和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拉大；国家利益和实现利益能力之间的差距扩大。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日益加重，而美、欧、日经济的弱化使得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国际秩序出现了全面弱化的趋势。而对亚洲经济的影响，短期内负面大于正面，长期则很难预测，主要取决于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好它们的内部事务。

当前国际体系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维护与完善国际体系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大国的合作与协调。真正有效的、富有前景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反映和融入世界各国的愿景与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同时在聚合国际社会力量，并对国际体系与国际规范发挥支持性、引领性作用方面具有关键意义。中美对对方的认知应该是彼此需要，并在两国关系的正向演进中实现与拓展各自最大利益。

欧洲舆论指称，默克尔在联合记者招待会的眼神明显透露出对特朗普各项政策的“忧伤”之情。两个西方大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最大的分歧仍是跨大西洋战略盟友关系即北约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表态远不能使欧盟放心。

国际秩序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以什么原则为基础。“西方自由世界秩序”之所以面临崩溃的危机，归根结底在于美欧等西方大国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各国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试图以它们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实践表明，这是行不通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必将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特朗普身边的中东政策影响者，有两方面独特的共性，一方面是这些影响人所具有的“犹太背景”“以色列背景”，与以色列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特朗普团队很可能对以色列有着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影响者，对于伊朗在海湾的影响力，以及逊尼派极端主义有着极深的敏感，因此反对美国与伊朗签订核协议，遏制伊朗的扩张，同时主张美国加大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诚然，特朗普在外交上前后变化不全是负面的，也有正面因素，但其变化的基调主要是负面的。现其外交政策尚未定型，还有调整变化余地。希望他能认清并适应天下大势，朝着积极方向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使美国和国际社会同蒙其利。特朗普一再强调要让美国重新强大，但这些负面政策取向同其政策目标反向而行，不仅不会使美国重新强大，反而会加速美国衰弱。这亟需引起特朗普深思与反思。

特朗普无法成为第二个尼克松，那些将今日中美俄关系视同当年中美苏“大三角”的做法未免过于浅薄。今日美国之最大敌人并非中、俄，而是来自其自身尚未克服的“心魔”：不肯承认美国霸权衰落、不能跳出同盟体系中的“联盟陷阱”、不愿平等地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正当诉求，甚至无法正视自身的战略失误。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在国际社会寻找替罪羊来掩盖自身错误并不困难，但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更多时候，它反而会让潜在盟友成为“自我实现”的敌人，将国家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