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些年来，中美关系一些结构性因素正发生重要变化，从长远看，这些因素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比特朗普当选的影响更大。其中，美国政策圈子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于是，他们认为过去美国实行的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破产，需要大幅调整。在此背景下，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都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因此，中国在制定对美政策时更需要做的是扭转美国政策圈子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而非简单应对特朗普政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做法。

从当下来看，这场席卷西亚北非主要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政治大变局，还将在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继续延续，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继续朝着“由变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方向发展，新老热点问题交织积极体现着民主与民生、宗教与保守、极端与威权、暴恐和反恐之间的冲突与博弈。由此，就对中东形势发展的总体态势判断而言，在目前和今后若干年，中东战略力量对比、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处于由解构、重构到再平衡的转型过渡期，未来中东格局有复杂性、动荡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当代经济技术面的变化，已经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脑），现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首脑危机的根源；很显然，危机来自于政治变革的缺失。要解决这种危机，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新类型的政治人物（首脑）如何产生？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何更新权力制约机制？如何更新代议民主？间接代议民主是否有条件转化成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类拔萃之辈”而非蛊惑人心的政客呢？对西方民主来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盛行，可说是西方新制度历史的开始。

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与前任相比“不确定性”增加。极可能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示强。同时台湾问题或再度升温并冲击中美关系。而且特朗普政府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与中国就世界发展大方向出现分歧，两国多边合作或受到影响。不过，中美建交后的历史证明，只要能确保合作作为主流方向，中美关系就不会偏航，就能妥善处理分歧并实现互利共赢，实现两国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能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

未来美德的对抗，并非出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而是西方世界内部合法性对抗下的必然结果。由于美德两国同属一个千丝万缕的文明共同体，特朗普与默克尔之间相互否定的意识形态，将会极大地冲击对方的政治合法性，并造成难以弥合的政治矛盾和外交冲突，这是可以预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西方社会对资本的愤怒早已经表达出来。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强调，他所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选举，更是一场社会运动。政治对他来说只是要为这场社会运动创造一种可能性。今后特朗普可能倾向于使用传统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来拯救美国资本主义。与此同时，特朗普当选总统在大大加速民粹主义精神蔓延到整个世界。特朗普团队的一些核心人物，从一开始就在颂扬民粹主义，打击传统西方政治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在寻找国际民粹主义力量的支持，而且似乎要塑造一场国际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同时也是西方的治理危机。这一危机是二战以来经济和政治双重转型的产物。随着经济和技术机构以及政治转型，今天的世界，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革命。

从2017年的发展趋势看，如美俄及地区国家继续合作，对“伊斯兰国”保持高压态势，“伊斯兰国”的生存危机将更趋严重，甚至不排除消灭作为物理实体的“伊斯兰国”，但其外溢和扩散可能给世界造成更严峻的威胁。

一般来说，“疯子理论”似乎不是强者所为，更不应当是一个霸权国的行为方式，而是相对弱者的应对之道——因为实力不济所以假装非理性以获取一些优势。另外，“疯子理论”以及不可预测性也有其潜在的代价——国际政治当中不确定性和误判风险的增高。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不是做生意。很多时候，“翻脸走人”之后，再回到谈判桌前的时候，双方乃至多方已经付出了无法挽回的重大代价。而有些时候，根本没有机会再回到谈判桌前。

当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究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些问题反映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治理、发展模式存在必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既要有分析问题的智慧，更要有采取行动的勇气。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目前全球面临的诸多严重挑战，都与美国错误的政策实施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本身。而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则更加凸显出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倾向，给世界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不应该是担心中国“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更应该是担心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正确的手段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