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政治格局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理想和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拉大；国家利益和实现利益能力之间的差距扩大。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日益加重，而美、欧、日经济的弱化使得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国际秩序出现了全面弱化的趋势。而对亚洲经济的影响，短期内负面大于正面，长期则很难预测，主要取决于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好它们的内部事务。

当前国际体系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维护与完善国际体系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大国的合作与协调。真正有效的、富有前景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反映和融入世界各国的愿景与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同时在聚合国际社会力量，并对国际体系与国际规范发挥支持性、引领性作用方面具有关键意义。中美对对方的认知应该是彼此需要，并在两国关系的正向演进中实现与拓展各自最大利益。

欧洲舆论指称，默克尔在联合记者招待会的眼神明显透露出对特朗普各项政策的“忧伤”之情。两个西方大国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最大的分歧仍是跨大西洋战略盟友关系即北约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表态远不能使欧盟放心。

国际秩序是否具有生命力，取决于它以什么原则为基础。“西方自由世界秩序”之所以面临崩溃的危机，归根结底在于美欧等西方大国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各国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试图以它们那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实践表明，这是行不通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必将终结，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特朗普身边的中东政策影响者，有两方面独特的共性，一方面是这些影响人所具有的“犹太背景”“以色列背景”，与以色列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未来的巴以和谈中，特朗普团队很可能对以色列有着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影响者，对于伊朗在海湾的影响力，以及逊尼派极端主义有着极深的敏感，因此反对美国与伊朗签订核协议，遏制伊朗的扩张，同时主张美国加大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来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诚然，特朗普在外交上前后变化不全是负面的，也有正面因素，但其变化的基调主要是负面的。现其外交政策尚未定型，还有调整变化余地。希望他能认清并适应天下大势，朝着积极方向重新调整外交政策，以使美国和国际社会同蒙其利。特朗普一再强调要让美国重新强大，但这些负面政策取向同其政策目标反向而行，不仅不会使美国重新强大，反而会加速美国衰弱。这亟需引起特朗普深思与反思。

特朗普无法成为第二个尼克松，那些将今日中美俄关系视同当年中美苏“大三角”的做法未免过于浅薄。今日美国之最大敌人并非中、俄，而是来自其自身尚未克服的“心魔”：不肯承认美国霸权衰落、不能跳出同盟体系中的“联盟陷阱”、不愿平等地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正当诉求，甚至无法正视自身的战略失误。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在国际社会寻找替罪羊来掩盖自身错误并不困难，但这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更多时候，它反而会让潜在盟友成为“自我实现”的敌人，将国家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短期之内，美俄之间对话可能而和解无望。长远来看，美俄各自的利益需求和满足对方需求的能力，将决定双方交易的进程与结果。然而当前美俄之间并无多少共同利益，两国对国际事务在政策实施、危险评估和紧迫性认知方面也迥乎不同。但俄罗斯确实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满足美国的诉求。而美国如果能够与俄罗斯在国际反恐、核不控散与军控以及国际网络安全中达成共识，那么满足俄罗斯对国际地位的渴求和平等对话的愿望，自然不在话下。不过美俄合作最终集中在如何解决乌克兰问题及其连锁反应上，而这是一场零和博弈。

当前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表明，全球治理体制已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改革是大势所趋。不过中国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而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长远看，中国应该有兴趣、有能力、有魄力推动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框架，好比搭建一个能为大家遮风挡雨的共同屋顶，最大限度地容纳各方利益诉求和治理观念。

勒庞这只“黑天鹅”可能飞不上天，会以败选告终。然而，马克龙或菲永当选，法国政局仍存在变数。6月将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勒庞虽不可能当选总统，但国民阵线在国民议会的席位可能增加。共和党和社会党仍会获得相当数量的议席。如马克龙当选，他的前进党是刚成立不久的小党，加上贝鲁的民主运动，很难在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如菲永当选，共和党也未必能获得国民议会多数席位。新总统必将要联合其他党派以便在国民议会形成有效多数并组成相应的内阁。这将在议会内部展一场纵横摆阖的幕后交易和争夺，勒庞也会趁机发难。今年法国政局如何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