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国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认为，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可能是矛盾越来越深刻、博弈越来越紧张，甚至冲突点可能越来越多，但是以中国自身的发展分量和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空间也空前加大。“两相比较，我对中美关系还抱以一个谨慎的、理性的、乐观的态度。”

特朗普亲俄立场是出自内心的，他在任内会放松并可能逐步取消对俄制裁，在一定程度上修好美俄关系。但美国对俄关系的核心与根本问题，即把俄作为主要威胁的定性，把俄作为主要战略对手的定位，把遏俄作为国家政策的战略，是美国两党共识和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今后只要俄不改变既定国际战略，特朗普不会完全兑现他在同普京通话中所传达的信息。在他主政时期，美俄关系只会发生一定的向好量变，不会发生质变和突变。美国不会根本改变防俄遏俄战略，美俄关系的发展将很有限。

重建美英特殊关系，符合双方的现实需要。特朗普从年轻时代就是里根总统的崇拜者。从特蕾莎˙梅方面来讲，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既酿成保守党内和英国社会分裂，又遭到欧盟的打压、孤立，以法国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为主的一些人甚至谋求借机“惩罚”英国，以防其他盟国效尤。在此时刻，来自大洋彼岸的援手，自然是求之不得。

过去一些年来，中美关系一些结构性因素正发生重要变化，从长远看，这些因素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比特朗普当选的影响更大。其中，美国政策圈子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于是，他们认为过去美国实行的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政策破产，需要大幅调整。在此背景下，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强硬都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因此，中国在制定对美政策时更需要做的是扭转美国政策圈子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而非简单应对特朗普政府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做法。

从当下来看，这场席卷西亚北非主要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政治大变局，还将在深刻而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继续延续，在地区动荡与阵痛中继续朝着“由变生乱、乱中求治”的总体方向发展，新老热点问题交织积极体现着民主与民生、宗教与保守、极端与威权、暴恐和反恐之间的冲突与博弈。由此，就对中东形势发展的总体态势判断而言，在目前和今后若干年，中东战略力量对比、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变化处于由解构、重构到再平衡的转型过渡期，未来中东格局有复杂性、动荡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

当代经济技术面的变化，已经要求出现新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首脑），现在的政治形式和政治人物满足不了现实的要求。这就是首脑危机的根源；很显然，危机来自于政治变革的缺失。要解决这种危机，还是要通过政治变革。在这场变革过程中，西方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新类型的政治人物（首脑）如何产生？如何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如何更新权力制约机制？如何更新代议民主？间接代议民主是否有条件转化成为直接民主？如何保障政治人物仍然是“出类拔萃之辈”而非蛊惑人心的政客呢？对西方民主来说，历史没有终结。当代民粹主义的崛起和盛行，可说是西方新制度历史的开始。

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与前任相比“不确定性”增加。极可能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示强。同时台湾问题或再度升温并冲击中美关系。而且特朗普政府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与中国就世界发展大方向出现分歧，两国多边合作或受到影响。不过，中美建交后的历史证明，只要能确保合作作为主流方向，中美关系就不会偏航，就能妥善处理分歧并实现互利共赢，实现两国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能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

未来美德的对抗，并非出于国家之间的利益纠纷，而是西方世界内部合法性对抗下的必然结果。由于美德两国同属一个千丝万缕的文明共同体，特朗普与默克尔之间相互否定的意识形态，将会极大地冲击对方的政治合法性，并造成难以弥合的政治矛盾和外交冲突，这是可以预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西方社会对资本的愤怒早已经表达出来。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强调，他所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选举，更是一场社会运动。政治对他来说只是要为这场社会运动创造一种可能性。今后特朗普可能倾向于使用传统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来拯救美国资本主义。与此同时，特朗普当选总统在大大加速民粹主义精神蔓延到整个世界。特朗普团队的一些核心人物，从一开始就在颂扬民粹主义，打击传统西方政治人物。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朗普在寻找国际民粹主义力量的支持，而且似乎要塑造一场国际民粹主义运动。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崛起同时也是西方的治理危机。这一危机是二战以来经济和政治双重转型的产物。随着经济和技术机构以及政治转型，今天的世界，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革命。

从2017年的发展趋势看，如美俄及地区国家继续合作，对“伊斯兰国”保持高压态势，“伊斯兰国”的生存危机将更趋严重，甚至不排除消灭作为物理实体的“伊斯兰国”，但其外溢和扩散可能给世界造成更严峻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