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十年前梅德韦杰夫当政时相比，美俄关系“再重启”的机遇环境已大为不同。彼时在美国支持俄罗斯加入WTO、俄罗斯支持美国在阿富汗清剿塔利班、美俄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等诸多合作平台的支持下，美俄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而现在合作选项所剩不多，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在可能达成合作的反恐领域，美俄因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有差而无法就打击目标对象达成一致。就算反恐能够成就美俄合作，恐怕也是“同床异梦”的牵强之举。

伊斯兰国组织自己宣布的哈利发正在萎缩，“伊斯兰国”组织很可能会像其崛起一样迅速地垮台，但其灭亡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地区冲突、“基地”组织死灰复燃，以及西方更多的恐怖活动。该组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恐怖组织不会完全消失。该组织残余势力和基地组织可能会在西方和其它地方发动恐怖袭击的新浪潮。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及其周围肆虐的冲突也不会结束，甚至可能加剧，而围绕地区主导权的教派纷争更不会马上消失。

虽然英国已决意脱欧，但恐袭事件让英国民众认识到，即使脱离了欧盟，英国在安全上也不可能高枕无忧，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安全不可分割。鉴于英国与欧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联系，再加上此前双方在反恐问题上已有合作基础，可预见的是，英国在未来仍会继续与欧盟就反恐问题加强沟通。

南海风平浪静，符合中美核心利益，也有助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特朗普政府不在南海问题上挑刺找茬。一旦特朗普解决了内外交困的当务之急，也许还会利用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应该做好长期的战略准备。

欧盟已成为拥有5亿多人口、28个成员国、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成为世界其他地区推行一体化的“样板”。然而近些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从盛转衰，其转折点是1992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导火线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倡导一体化的精英们对美苏冷战结束、欧洲形势巨变做出误判。他们图谋通过全面一体化，扩大在整个欧洲的势力范围。但成员国的扩大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欧盟内部的不平衡问题加剧。国情不同，利益诉求不一样。在“协调一致”原则下谋求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更加困难。这增加了内部矛盾，削弱了不少民众对一体化的信心。

我们将着力深化同周边国家伙伴关系，推动亚洲的整体繁荣和振兴。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坚持亲诚惠容理念，致力于同周边国家做同舟共济的可靠伙伴，共同维护亚洲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共同推进亚洲区域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均衡稳定、开放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让亚洲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始终视东盟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办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愿与东盟携手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地区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支持以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推进区域合作进程。

考虑到未来反恐战争、政治重建、土耳其局势的复杂性，以及近期美军增兵叙利亚这一新变化，叙利亚战争局势在相对稳定态势中隐藏着新的不确定因素，美、俄、土三方或将展开一场新的博弈，这会将叙利亚导向何方，尚有待观察。

面对全球化的两重性，各国选择的差异性、复杂性扩大了。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股潮流都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处于起步阶段，都没有充分完整表现的情况下，在全球治理薄弱的情况下，各国进行有选择的开放，由此而来产生有选择的冲突、有选择的合作。我们将面临一个很长时期的合作与冲突并存，甚至是冲突大于合作的全球化时期。有些国家在没有新办法的情况下回到老办法，特朗普就是回到孤立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保护主义等老办法。当美国成了规则破坏者，成了麻烦制造者，其软实力损害是不可弥补的。我们就要堂堂正正地变成规则建设者。这就是中国的新的战略机遇。

欧美政治格局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理想和现实能力之间的差距拉大；国家利益和实现利益能力之间的差距扩大。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日益加重，而美、欧、日经济的弱化使得其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大幅下降，国际秩序出现了全面弱化的趋势。而对亚洲经济的影响，短期内负面大于正面，长期则很难预测，主要取决于大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处理好它们的内部事务。

当前国际体系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维护与完善国际体系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尤其是大国的合作与协调。真正有效的、富有前景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反映和融入世界各国的愿景与需求。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具有代表性，同时在聚合国际社会力量，并对国际体系与国际规范发挥支持性、引领性作用方面具有关键意义。中美对对方的认知应该是彼此需要，并在两国关系的正向演进中实现与拓展各自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