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失势并不意味着中东反恐战争的彻底胜利，仅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的失败将会加速其在周边地区的扩散，以“化整为零”的方式继续在动荡地带活动。其次，无论是“伊斯兰国”失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控制区，还是叙利亚内战走向平息，都会带来严重的“圣战士回归”问题。最后，即便“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失去了控制区，其所倡导的“圣战”思想在短期内并不会烟消云散，仍会在全世界吸引大批的信徒和追随者，包括诱发无组织、无领导的“孤狼”恐怖行动。

在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些中小国家，往往更愿意搞平衡外交和自主外交，不充当任何一个国家的廉价工具。目前杜特尔特热情访华，但之前还是先去了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战略摸底、稳定后院之意明显，与此同时，他一方面叫停美菲军演，一方面宣布保持美菲军事同盟，实际上并未走向“外交革命”，更多只是向传统回归而已。谋求合理空间是前沿国家的正当战略需求，但如果这些国家挟一方之力向另一方漫天要价，抑或过多地把外交目标与国内执政合法性问题捆绑在一起，则也是一种危险做法，弄不好会引火上身。

无疑，一些金砖国家成员国最近经历了艰难时刻，但任何认为金砖国家被高估的想法反映了无知和傲慢。某些成员国的下降趋势仍是金砖国家内部的问题。作为一个集团，金砖国家的增长轨迹一直是稳定的。在未来全球秩序的制定过程中，金砖国家作为一个集团依然是需要面对的最强大的力量。而且当前金砖国家组织正向有争议的政治和战略安全问题转向，并且金砖国家在这些领域正持续取得进展。

习近平主席9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时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发展，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经验。”这是对中俄关系典范意义的肯定。中俄建交二十多年来，两国关系的级别不断提升，合作内涵不断丰富和加深，原因是双方致力于战略创新。我理解这正是其典范意义之所在。

右翼政党的挑战，对默克尔是政治棒喝。默克尔为了再次连任总理可能会像美国大选候选人那样采取迎合民众的投机政策。抑或坚持自己的立场，通过有效的政策执行，让进入德国的难民好好融入德国，当然也要甄别进入德国的“害群之马”。这些未来的变化值得关切。

金砖国家不仅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更是发展中大国，因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合作机制，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金砖国家的系列合作对于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与完善，尤其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具有特殊的作用。但金砖国家也要认识到，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经济贸易规则，如果没有发达国家的支持，金砖国家自身无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实质进展。无论是从中国外交的整体布局和还是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完善来看，金砖合作机制都将任重而道远，也将成为国际秩序建设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金砖国家有必要秉持团结、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精神，加强全球事务的协调和务实合作。我们强调共同应对国际问题，以及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并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承诺。我们重申需要对联合国包括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更有代表性、效力和效率，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以应对全球挑战。

未来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将是充满创新活力的国家“善治”以及国际规制和秩序的演进，而非武力与霸权。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相互交融．“共生”关系日趋深化，客观上向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演变，可能形成比过去经济全球化时代较少依靠军备竞赛的竞争方式与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对于大多数重要多边和地区经济治理机制，中国偕金砖国家可以或正在占有重要的合作地位，并发挥着影响地区和全球的大国作用。

区域化是全球化的反动，是阻止全球化发展的力量。此次英国脱欧，其本质是欧洲区域一体化的倒退，而不是全球化的逆转。同时区域化倒退也不意味全球化逆转，而是意味全球化的负面作用比以前强大了。今后五年，区域化弱化的可能性大，而全球化则可能是进一步强化，更加重视主权将成为趋势，国家向地区组织让渡主权变得更加谨慎。我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此可总结参与全球化受益的经验。另一方面还可总结在区域化过程中美国和德国的经验，他们是区域化的受益者。我国需要不断摸索如何在不断加大开放的前提下防范全球化危害的方法，而不能学英国走回头路的做法，更不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今后十年之内，东亚共同体和亚太共同体都不太可能建立起来，建立更大地理范围的共同体则在本世纪也不可能。

布局亚太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大战略充满不确定性，奥巴马能够传给后任者的战略遗产又有哪些呢？关键是，这两项攸关亚太区域的战略功亏一篑，美国留给亚太国家的印象是始乱终弃、缺乏公信力。这样的美国还能在亚太区域充当列国信任的领导者吗？就此而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确“沉于太平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