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影响欧洲形势的三大主要问题是：欧盟内部因反一体化思潮的崛起而引发的分裂；美欧之间因政策取向差异和经济利益纠纷而引发的争执；美俄之间因北约东扩和反东扩矛盾而引发的对抗。这三大问题相互关联，交织在一起，形成欧洲形势的诡异多变。

摩苏尔和拉卡之战的胜利并不代表“伊斯兰国”的彻底消亡，更不意味着全球反恐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它只是表明我们面临的国际恐怖活动威胁和全球反恐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一年多来，已经出现了两个令人忧虑的新迹象。一是“伊斯兰国”势力在伊叙周边地区（如土耳其、也门、利比亚等）和邻近欧洲国家的活动明显增多；二是全球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无组织、无领导型“独狼”袭击活动开始有所上升。对于近年来饱受国际恐怖威胁之苦的国际社会来说，这显然并不是什么好兆头。

对新兴国家和其他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仍然需要跟随全球化大潮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在全球化新阶段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克服过去西方全球主义指导下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弊端。这正是新全球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新全球主义要用新理念、新标准来引导、规范全球化。有理由相信，在新全球主义的引导下，全球化将会更加健康有序，更加可持续也会有更多的国家和民族享受全球化的红利。

中东正面临“阿拉伯之春”大地震引发的持续格局变化和力量重组。美国处于战略收缩和守势，俄罗斯处于战略扩展和攻势的基本新格局没有变化。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围剿“伊斯兰国”武装和内外力量争夺未来的双线博弈达到白热化。埃及、土耳其等美国传统盟国离心倾向严重并聚焦各自发展及战略定位，且与沙特角逐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逊尼派阵营的领导地位。这些复杂态势让缺乏外交经验的特朗普无从下手，维持奥巴马式的相对超脱并保持观望，也许是他最现实的选择。

有学者认为特朗普此行是美国“重返中东”的序幕。不过战略重心放在何处，是由国际格局和本国利益决定的，是重大的战略决策，不可能轻易改动。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尚在调整制定中，远未定型，现在就认定美战略重心将回移中东，根据不足。不排除特朗普加大对中东地区投入的可能性，从“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考量，特朗普如何评估中东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并在多大程度上加大对中东的投入，均有待观察。

特朗普首访中东，可能会成为美国“重返中东”的序曲。这种政策调整，既服务于美国维护在中东地区主导权的目的，也符合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安排。特朗普政府表现出“重返中东”势头，是对前任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纠偏。至于“重返中东”会否成为特朗普执政的亮点，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强调中东不能失控和失序，这与奥巴马政府已经大为不同。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改变，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且深刻的变动。概括地说就是：“东方集团”在内外因素合力下趋于瓦解，但并未消逝，继续与“西方集团”角力；“西方集团”在瓦解“东方集团”的同时，内部矛盾加剧，凝聚力下降；“南方集团”在改变“北强南弱”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国内问题愈发棘手的情况下，特朗普越试图要在伊斯兰世界取得突破，进而从反对派手中夺回主动权。但在试图安抚因为“美国优先”原则而感到不安的盟友同时，他无法摆脱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遭解职，以及检察官米勒获准调查俄干涉美大选等事件阴影带来的影响。至于“中东版北约”的设想，涉及各国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要实现这个设想并不容易，也许根本就无法实现。

鲁哈尼第二任期的经济治理任务繁重，外交上腾挪空间不大；加之选民们期待更高，鲁哈尼压力山大。其实，鲁哈尼的三位前任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内贾德都有过类似的教训，即第二任期挑战更大、掣肘更多，未能完全、有效地实施第一任期的路线方针，甚至与最高领袖产生了矛盾分歧，最终黯然收场。鲁哈尼或难免重蹈覆辙。

安倍想要维持长期政权，并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使日本外交跟上时代步伐，为此他很需要维持内阁的支持率。对安倍而言，尽快稀释狭隘落后的右倾理念，平衡与自民党内各派的关系，争取大多数国民支持和周边邻国理解，才是切实可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