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稳定和建设性的中美安全与战略关系，需要超越台湾问题等原有困扰，将两国和两军在亚太、乃至全球事务中的规则、秩序和制度性安排，将两国面对安全与战略领域内的新技术和新问题的挑战，在两国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及时、有效地得到应对和处理。与此同时世界政治正在进入“新周期”，全球局势正在面临深刻的转型。在这样一个时刻，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大国协调”和“大国合作”尤为关键。两国应就当前一系列重大的国际问题“对对表”“交交心”。而中美最大的安全与战略难题，就是如何保证变化和调整中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共同受益，让两国持续的进步和发展受益。

美欧同盟关系由来已久，虽然目前出现了互不信任、相互指责、分歧难掩的尴尬局面，但双方依然互有需求，谁也离不开谁。不过，由于英国脱欧、特朗普胜选后，美欧双方执政理念、政策取向差异很大，双方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更难平息。美欧关系将面临重重困难则是必然的。这对于国际秩序的变化和世界形势的演变，都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如果说欧洲多国对土耳其官员前往本国造势拉票之举，进行或明白或隐晦的限制，是出于维护自身所认可的民主价值，是出于迎合民众的呼声，一定程度上是策略性考虑，那么土耳其此次的修宪之路，以及在此过程中与欧盟国家的波澜，则很可能是一种发展趋势的显现。因为在一个欧洲问题频出的时代，投入欧盟怀抱对于土耳其来说，已经不如之前那样迷人了。如果与欧盟分道扬镳是注定之事，土耳其政府也好，埃尔多安本人也好，又何计与欧盟结怨？如果与欧盟结怨还对自己有利，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前影响中东局势的因素很多，既有内因，也有外因。进入新世纪后，小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奥巴马政府挑起了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美是制造中东动乱的主要外因。特朗普政府如何确定中东政策，令人关注。近几年，俄罗斯重返中东，美俄博弈，成为影响中东局势的又一重要因素。2017年中东几大热点可能会有所降温，但不可能实现和平；动荡还将继续，加剧的可能性存在，但并不太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持稳定是多数地区国家的当务之急。

与十年前梅德韦杰夫当政时相比，美俄关系“再重启”的机遇环境已大为不同。彼时在美国支持俄罗斯加入WTO、俄罗斯支持美国在阿富汗清剿塔利班、美俄签署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等诸多合作平台的支持下，美俄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而现在合作选项所剩不多，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在可能达成合作的反恐领域，美俄因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有差而无法就打击目标对象达成一致。就算反恐能够成就美俄合作，恐怕也是“同床异梦”的牵强之举。

伊斯兰国组织自己宣布的哈利发正在萎缩，“伊斯兰国”组织很可能会像其崛起一样迅速地垮台，但其灭亡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地区冲突、“基地”组织死灰复燃，以及西方更多的恐怖活动。该组织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个恐怖组织不会完全消失。该组织残余势力和基地组织可能会在西方和其它地方发动恐怖袭击的新浪潮。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及其周围肆虐的冲突也不会结束，甚至可能加剧，而围绕地区主导权的教派纷争更不会马上消失。

虽然英国已决意脱欧，但恐袭事件让英国民众认识到，即使脱离了欧盟，英国在安全上也不可能高枕无忧，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安全不可分割。鉴于英国与欧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联系，再加上此前双方在反恐问题上已有合作基础，可预见的是，英国在未来仍会继续与欧盟就反恐问题加强沟通。

南海风平浪静，符合中美核心利益，也有助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将来特朗普政府不在南海问题上挑刺找茬。一旦特朗普解决了内外交困的当务之急，也许还会利用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是应该做好长期的战略准备。

欧盟已成为拥有5亿多人口、28个成员国、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成为世界其他地区推行一体化的“样板”。然而近些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从盛转衰，其转折点是1992年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导火线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倡导一体化的精英们对美苏冷战结束、欧洲形势巨变做出误判。他们图谋通过全面一体化，扩大在整个欧洲的势力范围。但成员国的扩大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欧盟内部的不平衡问题加剧。国情不同，利益诉求不一样。在“协调一致”原则下谋求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更加困难。这增加了内部矛盾，削弱了不少民众对一体化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