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首访中东，可能会成为美国“重返中东”的序曲。这种政策调整，既服务于美国维护在中东地区主导权的目的，也符合美国全球安全战略安排。特朗普政府表现出“重返中东”势头，是对前任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的纠偏。至于“重返中东”会否成为特朗普执政的亮点，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至少强调中东不能失控和失序，这与奥巴马政府已经大为不同。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改变，当今世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且深刻的变动。概括地说就是：“东方集团”在内外因素合力下趋于瓦解，但并未消逝，继续与“西方集团”角力；“西方集团”在瓦解“东方集团”的同时，内部矛盾加剧，凝聚力下降；“南方集团”在改变“北强南弱”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新兴经济体，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国内问题愈发棘手的情况下，特朗普越试图要在伊斯兰世界取得突破，进而从反对派手中夺回主动权。但在试图安抚因为“美国优先”原则而感到不安的盟友同时，他无法摆脱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遭解职，以及检察官米勒获准调查俄干涉美大选等事件阴影带来的影响。至于“中东版北约”的设想，涉及各国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要实现这个设想并不容易，也许根本就无法实现。

鲁哈尼第二任期的经济治理任务繁重，外交上腾挪空间不大；加之选民们期待更高，鲁哈尼压力山大。其实，鲁哈尼的三位前任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内贾德都有过类似的教训，即第二任期挑战更大、掣肘更多，未能完全、有效地实施第一任期的路线方针，甚至与最高领袖产生了矛盾分歧，最终黯然收场。鲁哈尼或难免重蹈覆辙。

安倍想要维持长期政权，并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下使日本外交跟上时代步伐，为此他很需要维持内阁的支持率。对安倍而言，尽快稀释狭隘落后的右倾理念，平衡与自民党内各派的关系，争取大多数国民支持和周边邻国理解，才是切实可行之道。

日本此次“反常”行为，是安倍政府调整中日关系的一种尝试。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对华关系重在对抗、竞争。尽管中日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见面，但由于“政治互信”的缺乏，导致双方达成的一些共识难以落实。如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以及明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安倍政府开始认识到对抗不应是唯一的选择，竞争中也应该有合作。

随着适应和熟悉总统新角色，特朗普观察中东地区的角度和深度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特朗普外交也将回归传统轨道。但是鉴于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的作风，不排除特朗普任内中东政策的反复性和不稳定性。从特朗普独特经历以及张扬个性看，美国中东政策会深深地烙上特朗普的印记。

在国际舞台上，沙特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其能源和伊斯兰大国地位为各方看重。沙特奉行独立自主、务实的外交政策。重视发展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地区事务，致力于海湾合作委员会一体化建设。与此同时，美国要维护在中东的战略利益，也离不开沙特的支持和配合。

尽管马克龙将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推动国内改革，其在外交上也会力争有一番作为。对于这位以亲欧为主要特征的法国新总统来说，外交上的首要任务是重启法德发动机。欧盟近年来面临的各种危机之所以得不到有效应对，与法德发动机在一定程度上的熄火有关系。不过总体来看，法国在欧盟内的影响力的回归将主要有赖于未来几年法国经济的重振。

阿富汗是中美之间达成“全球治理”的一个理想地区。美国的“新丝绸之路”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好成交叉态势，汇合点即为阿富汗。虽然“新丝绸之路”计划现已鲜有提及，但中美两国在阿富汗的合作是可以下功夫的。此外只有海陆平权的全球化才是完整无缺的全球化，才能“打通世界”。与“一带一路”相配套的是高铁，其运输效率预示着这是沟通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新型交通方式。通过高铁将内陆国家与大型港口相连，将促进原来没有接受全球化利益的内陆地区迈向现代化，找到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这一创新公共产品的根本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