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我们看到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强烈反差以及有人利用意识形态进行忽悠的选战策略，从长远意义上来讲，可能会导致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内部更剧烈的撕扯和分化。

政治改革并不是仅仅为中国所需要，其实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包括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中国其实不用担心所谓美国要“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因为美国想在中国推进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在美国本土已经面临巨大挑战，它不可能是加强中国善治的灵丹妙药。相反，中国的学者其实可以学习奥巴马，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制度设计和运行的研究，拿出一套与中国特殊国情水土相符的政治改革方案。

美国具有“三位一体”的行为模式：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美国人，特别是上层精英，信仰基督教并不时流露出宗教热情，而在重大部署上注重财富且习惯商人思维，参与集团活动并力求从中性政策中获益。三位一体的国内根源决定美国对外行为的目标是扩展价值体系和扩大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美国的二元目标是“价值诉求与现实利益”。二元目标决定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实力是美国实现和平衡二元目标的必要条件。从美国“三位一体”行为模式与对外“二元”目标视角来审视TPP，可以发现枯燥冰冷严谨的法律条文背后，体现的是维护美国国家的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的对外行为的基本逻辑。

此次奥巴马推出的措施看似轰轰烈烈，实则“雨过地皮湿”。真正能起到一点作用的，也就是修改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相关条例，避免购枪者通过信托、企业或其他实体绕开背景核查。但这样做的购枪者即便按高估的计算，每年也不过9万人，可谓挂一漏万，而绕开立法和地方行政的做法势必激怒国会中共和党人和各州政府，没有立法的背书和地方的配合，这种“高来高去”的“控枪”恐怕起不到什么实际效果。

既然中国已经事实上参与了中东事务，那么布热津斯基的言论就是认为，中国需要按照“美国的方式”参与中东事务。那么美国希望中国介入中东的方式，毋庸置疑，就是如美国和其盟国一般，直接介入到中东的乱局之中，更直白一点就是通过武力和经济方式直接干预地区国家的相关事务。但恐怕从这点上来讲，中国并不具备相应的力量，也不会存在这样的需要。而且中国即使介入中东，也很难想象美国会在亚太方面做出巨大的让步以换取中国在中东地区的“介入”。

在美国历史上，一旦美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时，时任总统在外交上往往采取收缩政策，这样的例子很多。约瑟夫·奈曾发表文章说，收缩不是孤立主义，“只是对战略目标和手段的调整”，在外交上的过度投入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伤害比收缩政策还要大，一些共和党候选人对奥巴马的指责只是党派性的政治论调而已。奥巴马不愿在中东投入过多，是基于“不要做愚蠢的事”的外交原则。奥巴马谨慎的外交政策可能“是一次转型”，而非软弱。奥巴马在外交上有得有失，但是他提供给继任者的将是一个得到改善的局面。

美国凭军事实力、炮舰政策反恐，也许可以削弱恐怖主义势力的作战能力，却同时又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信息时代信仰和思想的交流快速无比，极端思想对美国青年的传播之快超乎人们想象。美国枪击案中抢手的激进思想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影响在美国社会的具体体现。这对公民依法所持武器的合法合理使用，已经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