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今的盟友体系应当经过仔细选择与甄别，而修剪多余“枝叶”的一个很好的起点就是美国与同盟国之间的安全承诺。一个关键的任务就是先确定修剪哪些“枝叶”，并且以什么顺序去修剪。有三个合理的标准来确定优先级别：第一，首先废除那些价值最低、用处最小的同盟；第二，优先废除最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潜在危险的同盟，例如美国对它所作的承诺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第三就是先废除那些令人厌恶的同盟，比如某些国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人类道德的基本准则。运用第二个标准将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好处，也就是甩掉那些安全风险等级较高的盟友，美国与台湾、韩国的联盟就属于这一类。

希拉莉似乎能够让美国沿着既有的常态轨道前行，但从希拉莉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看，她也有自己的缺陷。起码，她缺乏足够的政治定性。一方面基于选举需要过于投机，和特朗普陷入庸俗的负面话题之争。作为美国总统，如果总是被对手绑架，显然不是好总统。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的最大战略调整，除了地缘政治层面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地缘经济方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奥巴马的战略调整也包含了希拉莉助力之功，如重返亚洲的“巧实力”。希拉莉没有理由反对TPP，而现实却是，希拉莉也站在了奥巴马的反面，这令人联想到希拉莉的不诚实，人们有理由对“希拉莉总统”的政治品格充满怀疑。

作为一种本土主义的情怀，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并不否定美国的全球化成果，更不会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对外政策即便真要调整，恐怕也要经历一段时间。对中国来说，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认识到美国对外政策两面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源，一方面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合体特征，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要以美国为镜鉴，着力思考中国在参与深度全球化合作的同时也要夯实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堤坝。只有两篇文章都做好了，才会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世界大国。

政治家与民众是相互塑造的，正如社会的民粹化和政治的浅薄化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领导人，体现的是这个国家人民的品味。归根结底，社会结构决定了政治结构。当前世界范围内政治的浅薄化趋势，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从精英政治到大众政治的转变。这也再次表明，民主政体建立虽很艰难，但保持一个优质的民主政体则更难。冷战结束后20多年间，民主也从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者转变为福山所描述的需要被拯救的对象。这种令人难堪的现实，确实需要全球那些热爱民主人士的反思。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知识界和政策界，就中国问题，主要流行着几种主流的错误观点。当这些认知占据主流思维的时候，现实主义成不了主流。但现在的问题是，现在当美国人发现中国不是他们以往所理解的样子的时候，恐惧心理自然而生。这也是美国现实主义开始抬头的原因。不过，美国的现实主义里面具有巨大的既得利益追求成分。美国的现实主义派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并不“恐惧”中国，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实际能力并没有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他们现在需要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心理，去追求它们的既得利益。

目前，美国“鹰派”虽然声音很大，但和者甚寡，更不是美国政治的主流，只是体现了部分人的焦虑而已，在本质上是美国政治周期性的表现。在此次大选过程中，中国议题虽然较为热门，但并不是首要议题，美国有很多比所谓的“中国威胁”更迫切的问题需要处理。今天美国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不管“鹰派”如何积极活动，都超越不了这个基本事实。

从特朗普内转的国际战略来看，二战后美国所建立的以多边条约和协调合作为基础的规则与制度体系恐将受到冲击，这不仅会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带来深刻影响，也会对整个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并进而对国际体系产生作用。

眼下桑德斯折腾得越久，希拉里的麻烦就越多。无论是希拉里团队还是民主党领导层，都想尽快结束选战，以留出备战大选的时间。对于桑德斯而言，最后阶段表现地越出色，张口要价的资本就越多。不过，在有产者统治、政治文化相对稳定的美国，复杂的制度体系早晚会把草根阶层想在政治上出头的愿望销蚀得干干净净。民粹运动的出路，最终仍需迂回，由社会及政治，由个人及组织，而非在政治上一蹴而就。

核安全的中心在于商业能源的核能利用管理，而NPT的核心在于如何不让核技术转向军用，而不是消灭核大国之外的核技术扩散，而在于管理规范的设立。在美国看来，日本核技术发展在核不扩散体系中透明地发展风险可控，而且可以为美国所用。战后美国的对日战略和外交主要是在全球背景下制定和实施的，其中核心支柱就是首先帮助日本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后“借力”日本巩固这个国际秩序。原子能领域同样体现了美国的这个思维。对美国而言，首先当然需要确保日本不走向核国家，但美国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而是要在日本非核的基础上成为核不扩散体系忠实的维护者。奥巴马去广岛的目的不可能是道歉，美国国内政治的内转和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挑战是主要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