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恶化使得美国夹在中间。美国对中国不高兴，因为中国的行为在促使日本更快地走向正常国家，而日本国家正常化对美国所能带来的挑战，远远大于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美国对日本不高兴，日本打着“反中”的旗号来迎合美国，这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是容许的，但如果日本一旦过度使用同盟来追求国家正常化，必然最终从日美同盟中逃离出来，挑战美国的霸权。

未来多年里，不平等状况甚至会因技术与全球化的影响而加剧，可能会达到十分惊人的地步。政治是唯一真正能对此起到抗衡作用的力量。但是美国现在日益兴起寡头政治，其政治体制只能起激励而非制衡的作用，那么美国民主将面临一场灾难。

国际关系的其中一个铁律就是：如果你不根据国家利益出发来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要受到惩罚。中国一直在被美国平衡。中国如果要追求国家利益，就要改变被平衡的局面。具体说来，中国应当主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反制美国的平衡；第二件也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主动平衡美国力量。

G8（现在是G7）仍然是一支独立的、很有影响的国际力量，在诸多方面，它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但它现在已独木难支，不可能说一不二了。在这种情况下，G7理应认清形势，摒弃“我说了算”的思维，特别是霸道行为，共同制定时代变迁形势下新的定位。

不仅多数美国人不是企业所有者，而且企业所得以及绝大多数的资本收入，都越来越集中地汇聚在少数人手中，出现拼爹迹象。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承袭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的重要性要高过后天的努力和才能。那些精英的子女一开始就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因此，“逐步走向寡头统治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将世界划分为“三六九等”，是为“美国治理下的和平”提供了基础架构。德国“免监听”的要求实质上是要颠覆这个架构，自然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另起炉灶”。

在2011年美国宣布将战略重心东移的同时，中东爆发导致阿拉伯世界分崩离析的“阿拉伯之春”。三年来，美国决策者90%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处理包括叙利亚、伊拉克、埃及、沙特、巴以和平等中东地区危机的“淘江湖”战略中。尽管美国强调其向亚太“再平衡”的决心坚定不移，但其速度却取决于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

从全局和战略上看，2014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还是：在时代的“战略十字路口”，美国“何去何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的选择举足轻重。目前，美国内部亦出现战略发展分歧。在实现“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战略方面是一致的，但如何实现，不尽一致。然而，形势发展不饶人，顺之则昌，逆之则衰。美国调整政策和策略，势在必行。问题是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时代的诉求。

美国经济目前呈现四大亮点：金融市场十分活跃，三大股指强力回升；房地产价格强劲回升；消费信贷持续上升；制造业回稳，页岩气的开采助推再工业化。美国经济面临的两大难点：一是失业率居高难下；二是沉重的债务负担拖累了经济增长。

蒙大拿的“红蓝混合”，决定着鲍卡斯属于民主党内的温和保守派。内敛、低调，强调两国利益的合作与妥协，可能将是他的使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