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在维护美国霸权中的不可替代性，国务院成为美国历史上多次政府改革和预算削减的“例外对象”。但特朗普打破了这一传统，在其政府改革中，国务院的次序从最优先变为了最“劣后”，其预算面临断崖式的削减。在缺少资金的情况下，美国国务院难以继续通过外包和外部智力支持的方式引导多边机制和全球治理的议程。此外，国务院还可能将试图影响他国政局的职能转交给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这可能将给全球安全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日前，加州正起诉特朗普政府，质疑其对《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使用合理性，并要求法院宣布其关税政策非法。由于总统的紧急权力不是为了解决长期问题，因此《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使总统能够对敌对的外国行为体实施经济制裁，但从未被用于征收关税。关税制定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而非总统。特朗普这种宣布紧急状态来推动自身经济和对外政策的行为，违背了该法精神，也远超其职责范围。特朗普二任以来，诸多行动扩大了总统权力，对美国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伤害，究竟能否“让美国再次伟大”，令人存疑。

特朗普二任旨在推进一场“革命”，这一“新里根周期”对美国、国际秩序以及中美关系的深刻影响值得高度重视。中国需要在深入探究“特朗普冲击”的基础上，思考如何运筹中美长期战略博弈，避免被美国鹰派势力带入其制造的“竞斗漩涡”。未来一个时期，虽然“美强中弱”的格局难以改变，但美国也有不少劣势，美对华压制具有“似攻还守”的特征。因此，中国既要不惧美国的战术攻势，也要看清美国的战略守势，须妥善处理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稳定与进取、合作与竞争这四组关系，持续做好“补短板、强弱项”的工作，为应对更激烈的中美博弈做好准备。

行政令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产物。总统通过诉诸行政令和其他总统指令能够强化总统的政策话语权，进而实现政策目标，但滥用也会带来一定政治风险。美国实行三权分立，本意是为了防止权力滥用，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往往因为党派利益、政治博弈等因素，让行政令的发布和推翻都成为斗争的工具，这已脱离了制宪者对联邦体制最初的设计理念。目前，特朗普已经发布的行政令，有望打破罗斯福（上任100天内发布了99个行政令）的纪录。但由于三权分立的制约，特朗普“井喷”的行政令在其新任期的实施过程中将面临诸多困难和法律阻碍。

撤军计划反映出美国日益从成本而非战略承诺角度出发，以便将更多精力和资源集中于“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冲击。由于考虑到欧洲国家的强烈感受和实际安全需要，未来美国是否会如期实施自欧洲撤军的计划还不明确，但已同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策急转弯”一道，对美欧关系产生深深的伤害，进一步激发了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意识，促使其从将自身安全“外包”给美国的战略惯性中觉醒过来。

总体来看，反特抗议短期内难以阻止特朗普一意孤行，其选民基本盘尚未出现松动。但长期来看，美国政治中的“钟摆”效应或显现，中间选民或对特朗普执政表示厌倦和不满，从而“左转”。同时，游行虽有助于提振民主党士气，但其仍难摆脱困境。

近期马斯克与特朗普，及其幕僚之间的种种分歧，折射出的是以马斯克为代表的科技右翼对美国政治影响有多远的问题。总体而言，科技右翼的出现主要源于科技精英被特朗普放松科技监管政策吸引所致。在一定程度上，科技精英和右翼政治的联盟更多体现为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另外，科技右翼和其他派系右翼政治力量的矛盾也将影响其能在白宫走多远。

与特朗普1.0时期相比，民主党的应对策略增添了诸多理性色彩，不再为反对而反对。具体而言，在理性斗争，甚至寻求合作和团结的同时，不放弃任何机会进行抗议和斗争。民主党之所以采取上述对抗策略，一方面是特朗普1.0时期斗争策略的教训所致；另一方面是2024年大选失败，导致民主党对其政策进行了反思。

马斯克的权力建立在其所拥有的基于市场的财富之上，是大体外在于特朗普政府的，这给予了其在“内斗”中的重大优势。然而又正是因为这种外在性，使得其难以被特朗普集团所拥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网络所有效庇护，遂成为反对者宣泄不满、发起反击的明显突破口。如果上述互动模式持续下去，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将会在巨大震荡中经历一场根基之变，逐步成为一家与特朗普政府深度绑定、兴衰与共的特权企业。然而，这样的特权能够长久吗？

尽管电话外交尤其是元首间的电话外交，在解决具体问题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由于这种做法缺乏系统性政策支撑，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和随意性。尤其是特朗普商业化的交易主义，忽视了俄乌冲突的结构性矛盾，因此不能成为惯用的解决问题方式。俄乌冲突的复杂性意味着解决这个问题仍需通过多方参与的集体解决机制方可有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