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024年的政治大考，共和党要想通关顺利，实现“夺回江山”的目标，加强党内团结、赢得更多独立选民支持、实施直接和间接结合的“走街串巷”选举战略对其“闯关”成功至关重要。

从个人履历、政治抱负及时机选择看，德桑蒂斯此番宣布参选颇有“水到渠成”的意味。但这条竞选之路到底能走多远，除了看其本人的实力，更重要的还要看他与特朗普的互动。

影响拜登竞选连任成功与否的关键的因素分别是：民主党内进步派的支持、经济和高通货膨胀问题、共和党会选出谁来挑战拜登。具体而言，民主党进步派的支持是拜登赢得摇摆州选民的关键。经济、通货膨胀持续恶化，或使更多少数族裔抛弃民主党。最后，如果没碰上特朗普，拜登可能失去摇摆州。

从前任总统特朗普到现任总统拜登，美国一直试图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打造成亚太版的北约，以将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扩大到多边军事同盟。但在亚太制造阵营对抗、破坏区域经济开放与合作，乃至于制造新冷战，只会削弱和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同时，将狭隘的阵营性安全利益置于开放和包容的东亚区域利益与一体化进程之上，东亚的去冷战化、再区域化进程将更加艰难。

在美国社会和两党政治严重极化的情况下，特朗普遭刑事起诉，将产生巨大的影响：首先，它将引发美国民众对美国可能再次发生类似国会骚乱事件的担忧，进而对美国选举制度产生质疑。其次，这一事件将进一步分裂美国两党和社会。再次，这起事件为美国2024年大选增加了新变数。最后，特朗普被刑诉还将使美国政治和司法制度的公信力受到严峻挑战。

Outcompete（汰逐）模式下的“战略竞争”本质上乃是生物学所定义的“种间竞争”，即不同种群之间为争夺生活空间、资源、食物等而产生的一种直接或间接抑制对方的现象，其结果往往是一方取得优势而另一方受抑制甚至被消灭。在这一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胜利者总是“赢家通吃”，完全占据整个生存空间的所有资源，将本族群的基因片段扩散到整个系统，繁衍生息；而失败者则将失去所有生活、生存资料，其基因库也“因替代而灭绝”。如果说中国人理解的“竞争”是包容和共同发展，那么美国人理解的“竞争”，恐怕更接近你死我活的决斗。

一个更趋保守和民族主义化的国会日渐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使美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秩序中最大的破坏性因素。今后，在美对华政策塑造进程中，这种“国会暴政”现象短期内难言终结，很可能将掏空白宫对华任何可能积极主张的“善意”空间。当前美政策圈对华政策愈发聚焦如何边缘化中国，试图在亚太制造一个中美对抗格局，显然会招致区域内绝大多数国家的警觉和抵制，注定不会成功。

美元信用持续下滑，是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根本乱源。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高度的政治不确定性是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大障碍。而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包括防止美债违约），是目前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之一。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的美中两国，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再次“同船共渡”。有鉴于此，包括财长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层急于访华，其内在需求显而易见。

拜登此次竞选处于与2020年类似的环境。再加上，其执政成绩与年龄增加的负面影响相互抵消，他的选民基本盘难有显著增加。导致其竞选前景将比2020年更难预测。在此环境下，未来两年选战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国内因素对选战的影响更加突出，外交和中国议题的关注度下降。二是共和党初选结果将牵引拜登的竞选策略。三是“修复哈里斯”将成为拜登的优先目标。

当前美国政府通过强化对华意识形态竞争以实现整合国内外力量的目的。但这种以意识形态好恶为依据来制定外交政策偏离了美国建国元勋们的教诲，忘却了国父们坚持的“初心”。实际上，不搞意识形态争论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传统或原则。中国没有对外传播与推广意识形态的意愿，更没有搞意识形态竞争、对抗的动机。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对华意识形态竞争根本就是美国人为建构的一种情境，而这种情境的建构对中美乃至于世界而言绝非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