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就注意到：美国的一些领导人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身上。正是为了保证政权不变色，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换句话说，毛泽东当年要做的事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改革，改革的目的在于保证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后继有人。这场政改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由邓小平主导的另一场改革。这一改革出自这样一种认识：发展是硬道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政治的安全。

中国改革开放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起飞和综合国力的崛起。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的深刻担心并没有因为中国的腾飞而消减——中国政府始终认为美国的“杜勒斯们”改变中国颜色的“贼心”不死，颜色革命的威胁与日俱增。他们认为，美国张口闭口说中国需要政治改革，其实不过是要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让中国重蹈前苏联分崩离析的覆辙。他们可能没想到，中国其实大可不必太担心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因为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正面临巨大的挑战。

这一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月12日他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里说得十分清楚。

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之“主”，奥巴马总统不可能一味唱衰自己，在国情咨文里说了一些多少有点不着边际的话。比如，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国家敢攻击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国，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自取灭亡；当重大国际问题出现时，世界人民不会指望中国或俄罗斯来领头解决，他们会找美国。

然而，如果仔细斟酌奥巴马在国情咨文里对国会的一些请求，我们也许可以深刻地体会奥巴马作为世界上最“有权有势”的人的无可奈何。首先，他说，“在过去七年里还有其他难以达成一致的领域，比如，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才能保证制度不向最富有的财团和大公司倾斜。在此，美国人民需要作出选择。”“美国人民需要作出选择”，其实是指选民必须通过自己的民意代表才能保证达到一个分配制度更加合理的目的。

其次，他问，“美国怎样在不被孤立、不充当世界警察的情况下，保持美国的安全和强大？”这句话其实惟妙惟肖地描述了美国目前的国际困境，一面是四处出击；一面又有点四面楚歌，自身的安全问题也每况愈下。

第三，他说，美国若要阻止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当地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请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按理说，这样一个可以巩固美国贸易大国地位的协议，国会没有理由不通过。然而，目前国会能否通过这个协议还不得而知。

第四，奥巴马在2015年果断决定与古巴建交。这一决定如同1978年卡特总统果断与中国建交一样，颠覆了美国一个持续很久的外交政策。然而，美国国会在无法阻止奥巴马总统的行政权力之时，并不取缔已经执行了五十多年且不奏效的对古巴的禁运。他恳求国会说，“你们想要巩固我们在南半球的领导力和可信度？那么就承认冷战已经结束，解除禁运吧。”

最后，奥巴马总统恳请国会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一监狱耗资巨大，没有必要，只会为我们的敌人继续招兵买马提供说辞。”很难想像，一个可以下令把另一个国家打烂的总统却不能关闭一个自己的监狱，而且里面的所谓恐怖分子也就几十个人。

一些专家说，奥巴马提出的这些要求还是有希望通过的；争议性更大的话题，比如全民健保、非法移民和禁枪，他甚至都没有提出来。因为他知道，只要共和党控制着国会，那些法案根本无法出笼。

奥巴马从一个美国母亲和非洲父亲的孩子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再到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又到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和联邦参议员，以致最后破天荒地成为第一位美国少数族裔总统，这一事实无疑是美国民主有着巨大生命力的写照。但是近七年的执政经历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美国的民主已经出了巨大的问题。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在这次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了美国民主癌变的征兆和主要原因。

征兆之一是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建国之本——拥抱移民的传统正在被侵蚀，特朗普能在下届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预选上势如破竹，与他在美国本土发生恐怖袭击后的反穆斯林态度密切相关。奥巴马说，“我们不该在政治上以人种和宗教区分别人的原因，这不是政治正确性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知道美国强大的原因。”

征兆之二是美国社会政治信任和团结正被大幅度削弱。奥巴马说，“民主确实需要公民之间的信任纽带。如果我们认为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都心怀恶意，或者认为我们的政敌都不爱国，那民主就无法实现。”其实，美国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现“恐红”（Red Scare）、“丢失中国”（loss of China）后出现“麦卡锡主义”，都是拿爱国主义消除异己和限制言论自由，在反恐战争中，麦卡锡主义再次沉渣泛起。

征兆之三是党争越演越烈，弄得奥巴马总统叫苦连连。他说，“各党派之间的积怨和猜疑并未减弱，而是变得更深。毫无疑问，如果具备林肯或罗斯福那样的才能，可能党派之间的嫌隙会调和得好一些。”

在奥巴马看来，造成美国政治出现瘫痪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美国选区的划分，“我们应该取消划分国会选区的做法，因为划分选区后，政客们会自己去选择选民，而不是让选民选择他们”；二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的“公民联盟判决”打开了财团无限制进入政治程序的大门。奥巴马说，“我们必须降低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这样就可以防止少数家族和幕后利益集团用资金影响选举。”也正是因为地方选区划分的暗箱操作和政治现金肆虐的无所顾忌，美国选民对政治嗤之以鼻，对政客深恶痛绝。“最重要的是，当人民大众觉得自己的呼声无关紧要，而整个社会体制被有钱、有权或者个别人所操控时，民主就将崩溃。”

奥巴马说，美国要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途径是推进政治改革。“如果我们想优化政治形态，仅换掉一个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整个体制，来展现更好的自己。”“如果关于竞选资金的现行办法未能获得法院通过，我们就要共同努力，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我们要让投票更容易，而不是更难，我们应该顺应现在的生活方式，使投票方式现代化。今年，我打算走遍全国，来推进这些改革。”奥巴马还说仅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政治进程的变革，不是改变谁当选，而是改变当选的方式。只有美国民众要求进行变革时，变革才会发生。这是由你们决定的。这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政府。”

写到这里，我想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结论。政治改革并不是仅仅为中国所需要，其实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包括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中国其实不用担心所谓美国要“和平演变”中国的企图，因为美国想在中国推进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在美国本土已经面临巨大挑战，它不可能是加强中国善治的灵丹妙药。相反，中国的学者其实可以学习奥巴马，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制度设计和运行的研究，拿出一套与中国特殊国情水土相符的政治改革方案。

奥巴马对美国不搞政治改革的后果的警告可谓振聋发聩：“如果我们现在放弃，那我们也放弃了更加美好的未来。拥有金钱和权力的人会在更大程度上左右重大决定，可能是将年轻士兵送往前线，可能是批准会引起灾难的经济政策，也可能是为了维持控制权，驳回历代美国人民为之奋斗牺牲的平等权和投票权。如果这样的倒行逆施持续下去，又会有人催促我们回到部落时代，让那些与我们长相不同、信仰不同、选举方式不同、背景不同的同胞当他们的替罪羊。”

如果真是这样，美国根本就没有对中国搞“颜色革命”的本钱和现身说法。

（作者为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文章转自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