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没有因制裁而怯步，即便乌克兰战争的成本增加，他也不大可能做出有意义的让步。在乌克兰身上增加筹码会提升其它不必要的风险。目前看来，普京动用核威慑手段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武装乌克兰为的就是迫使俄罗斯为干预行动付出更大的代价，普京则未必不会动用核武器。为了挽救乌克兰，并恢复与莫斯科的正常关系，西方应努力把乌克兰建成为俄国与北约之间的中立缓冲国。美国及其盟友都应和普京通力合作，拯救乌克兰经济，这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俄国能协助乌克兰结束其东部地区的战争，使其重归基辅政府的控制。不过，像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这样的州区应当拥有高度自治，且要优先保护使用俄语的权利。

国际上反恐与国内经济振兴将是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工作重点，在国内，奥巴马在新年顺应民意在新年提出了推动21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理念，向富人增税，同时也没有忘记普通民众关心的“小事”，美国中低收入的民众更关注他们的总统如何处理普通人的“小事”。很大程度上，奥巴马支持率的上升与他在这些“小事”上的作为密切相关。因此绝不应低估他的治国之术，如果在任期的最后两年，他能够继续在“治大国”与“烹小鲜”间相得益彰，奥巴马可望进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行列。

2015年，美国在共和、民主两党分别执掌国会和行政大权的情况下，将陷入执政僵局，执政僵局最可能的牺牲品是气变公约。对于美国政治中的这段特殊时期并无好的对策，一般情况下是采取拖的办法，巩固和推动执行已达成的双边协议，暂不推动新的双边谈判，静观其变，以待最佳时机而后动。中美关系在新的一年里仍会受到来自美国国会的干扰和掣肘，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将继续。

美国国防工业过去一直因时而变，使美国保持了军事优势。但现在，在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压力之下，美国国防工业结构的严重缺陷显露无遗。如果美国无法适应商业化和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国防工业的优势将很快丧失。如果五角大楼使商业公司和外国公司有机会进入国防工业，将带来更多有益的竞争。激烈的竞争将确保五角大楼以最低的价格获得最好的技术，也使美国能在削减预算的背景下展示其市场开放性。自二战以来，美国凭借技术优势保护了国家安全。为了维持这种优势，美国必须适应，最终也必须拥抱那些决定其前途的趋势。

在中美关系超越双边和地区维度、逐步走向全球的大背景下，必须正视第三方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如果说长期以来中美两国竞争和合作的主要区域集中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那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则为双方的互动开辟了新的空间。中美在新的陆海战略空间上如何管理双边竞合关系，将成为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前景的重要因素之一。现阶段看来，美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存在较大疑虑、对前景的看法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由于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尚在起步，合作构想及政策措施尚未完全成形，美方政策界、学术界的反应也处于初步阶段，客观上也为中方提供了向美方增信释疑、增强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

美国问题的根源在于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无所事事以及迟缓，结果不仅经济问题引发了社会与民主制度的危机，而且也影响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更糟的是美国认为中国靠不正当手段与美国竞争，所以要遏制中国，并试图通过TTP和TTIP，重建世界贸易新秩序，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排除在外，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所为无非是想闭关自守，结果可能是自我边缘化。

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们从美方的言行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其一，中国和美国之间能否真正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取决于政治意愿。其二，中美彼此之间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差异依然很大。其三，中美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解释，仿佛像两岸对待“九二共识”，“各自表述”。

美朝关系正常化需要美朝之间进行一揽子交易，双方同时采取结束战争状态、关系正常化和完全弃核的措施，中国在其中起着有效的监督者、保证人角色，同时建立一个处理半岛安全问题的机制。不能再采取以前那种切香肠、一步一步推进的解决模式。一个总在中国周边挑事的朝鲜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一个与美关系正常化的朝鲜会更加意识到中国在地缘上的战略价值。

奥巴马政府、特别是其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相关战略需求持续走强，在安全领域“纵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包含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衍生出多重复杂的地区战略影响。从美日双边关系看，美国安全“纵日”与对日政策整体缺乏整合性。从中美日战略三角看，强化美日同盟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结构性、“成长型”矛盾。从美国地区战略看，对日政策与其战略的其他部分相互排斥，与追求战略整体效果方向相悖。

布瓦齐齐之死掀起了抗议的浪潮，随后突尼斯旧政府被推翻，现在突尼斯的改革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成功。埃里克·加纳之死也引发了抗议，不仅仅是在纽约，还有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及其他地方。希望这个即将到来的春天能够掀起美国的警察改革之风，同时也重新考虑那些致使许多美国人从法律上讲成为罪犯以及加剧了警察与平民之间紧张局势的高税制、禁令和保姆国家的各项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