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得失与功过，一直是美国舆论评论的焦点。尤其在美国目前总统大选期间，美国共和党竞选人纷纷拿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说事，指责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失败的，批评奥巴马在外交上“后退”、“软弱”，是“懦夫外交”，损害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利益。

但是，今年也有一些媒体和舆论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虽然有失误，但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奥巴马在外交上的谨慎态度“并非软弱”，而是“明智”的，历史将证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是正确的”。

一，奥巴马采取外交收缩政策是美国历史上经济遇到困难时的通常做法

奥巴马2009年上台不久即宣布从伊拉克撤军以及2011年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既是奥巴马为了兑现他在竞选时的承诺，更是反映了美国正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现实之中，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两场战争已成为美国的沉重负担。

奥巴马在宣布从阿富汗撤军时承认，美国为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有4500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付出了生命，1500多名美军士兵在阿富汗付出了同样的代价，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耗资达上万亿美元。奥巴马说：“毫无疑问，阿富汗战争持续近十年后，不管是生命损失还是资金耗费，都让美国民众感到疲倦。”

奥巴马明确表示，10年的战争已使许多人质疑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些人希望美国奉行孤立主义，有些人则希望美国进一步扩张，而“我们必须走中间道路，就像历代先辈那样，我们必须承担起美国在在人类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奥巴马的这段讲话明显地表明，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美国在外交战略上需要采取收缩的政策。

在美国历史上，一旦美国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时，时任总统在外交上往往采取收缩政策，这样的例子很多。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曾发表文章中回忆说，1837年，美国第8任总统马丁·范布伦上台后，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范布伦不得不在外交上采取克制政策，更注重国内经济问题，他“是采取内敛战略的首位美国总统”；第31任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在上台半年后即遇到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他也采取了内敛战略，减少了美国在欧洲与亚洲的投入”，“控制了军事开支增长的势头”；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37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也“实行内敛战略”。

今年10月12日，美国著名学者、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发表文章说，收缩不是孤立主义，“只是对战略目标和手段的调整”，自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采取收缩政策的总统有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吉米·卡特和现在的奥巴马，客观的历史学家不会把他们称之为孤立主义者，因为在外交上的过度投入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伤害比收缩政策还要大，一些共和党候选人对奥巴马的指责只是党派性的政治论调而已。

奥巴马曾多次表示，美国政府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国内，重振美国经济才是美国战略的主要目标。今年10月，到离任还有一年左右时间的奥巴马在一次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节目中说，目前，美国的经济“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强劲得多”，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而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出现问题”。

二，奥巴马谨慎的外交政策可能“是一次转型”，而非软弱

美国一些舆论批评说，正是由于奥巴马外交政策上的软弱，造成了当前利比亚和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地区的混乱局面。面对压力，奥巴马坚持不出兵叙利亚，不派遣地面部队前往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即使是通过空袭“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的据点，也是姿态性的成分多一些，没有多少实际效果。奥巴马不愿在中东投入过多，是基于“不要做愚蠢的事”的外交原则。

2014年5月，奥巴马在美国西点军校发表讲话说，无论是孤立主义还是干涉主义都是“不可取的”，美国必须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美国的军事行动不能成为我们在每一个场合发挥领导作用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基本的因素”，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必须提高”，美国在外交上“不要做愚蠢的事”。

奥巴马的这种外交理念受到美国一些舆论的支持。美国《外交》双月刊杂志主编吉迪恩·罗斯今年在该杂志的9/10月号发表文章说，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的外交目标——“不要做愚蠢的事”——看似平淡无奇，但是“是很有道理的想法”，历史将表明“他的想法很可能是正确的”。

罗斯说，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也门到伊朗，奥巴马政府决意避免再次陷于泥潭，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的外交“表现不错”，他的成功“关键在于他能把握全局”，因为奥巴马认为，在肆无忌惮的过度扩张和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时期过后，只有短期收缩才能有效地推进美国的长期外交政策目标；因此，奥巴马在中东地区“试图从旁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直接介入并非软弱，而是出于谨慎”。

罗斯在文章中还说，在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问题上，奥巴马认为乌克兰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却是西方的边缘利益，因此，尽管必须让俄罗斯为其侵略行为付出代价，但美国自身却没有必要为了这个问题陷于战争；奥巴马作出的既不对抗也不妥协的平衡政策“显得非常明智”。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林奇也在《外交》杂志9/10月号上发表文章说，奥巴马在中东保持克制是正确的，奥巴马成功地使美国从中东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并且避免被拖入新的战争，“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林奇认为，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是表明美国对中东的方针处于变革性时刻还只是临时发生偏差，人们需要拭目以待。

英国《独立报》今年5月发表文章说，奥巴马的外交可以说是退却了，但他其实是在以一种更为老练也可能更有成效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职责；奥巴马没有让美国卷入中东地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之中是“较为明智的做法”，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数十年来首次没有参入世界上任何地面军事行动；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很可能“是一次转型”，是在转向一种较为开明的与外国打交道的新方式。

三，奥巴马在外交上有得有失，但是他提供给继任者的将是一个得到改善的局面

奥巴马政府解除对古巴数十年的经济封锁，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以及击毙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被公认为是奥巴马的重要外交成果。此外，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被认为是奥巴马外交上的一项重要成绩。

英国《独立报》的文章认为，美国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不仅改变了美古关系，而且有可能改变整个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外交和商业环境，这不啻于一场革命；而一旦伊核协议敲定，美国与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将立刻消除一个在更广大地区长期束缚美国的问题。

美国《外交》杂志主编吉迪恩·罗斯的文章说，奥巴马花费数年的时间顽强地谋求与德黑兰建立比较缓和的关系，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资本，力图确保与伊朗的核谈判取得成功，结果是达成了一项相当不错的军控协议，以放松制裁换取伊朗在研发核弹方面的十年停顿。罗斯认为这是奥巴马政府“标志性的外交成就”。

罗斯对奥巴马的外交政策进行总结说：“不打仗，不妥协，与其他大国协同努力，力图拿出实用的方案，解决严重但有限度的问题；创造各种条件，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这些都是奥巴马的创举。”罗斯还说，奥巴马移交给继任者的外交政策议程和国内态势很可能比他就职时强得多。

罗斯在谈到奥巴马在外交上的错误时认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之后，奥巴马政府没有努力使伊拉克局势稳定，从而使这个国家出现了分裂；美国在利比亚的干涉行动，虽然推翻了卡扎菲政府，却没有做好接下来的打算，于是以混乱代替了暴政，犯下了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同样的错误；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上，奥巴马随意划“红线”，但又不兑现承诺，使美国处于尴尬的局面。但是，罗斯同时认为，拒绝为这些混乱的国家承担责任，是为“减少损失和促进美国的承诺与能力相一致的必要的一步”。

此外，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奥巴马在就职时作出的承诺许多都没有兑现，如，重启与俄罗斯的关系，恢复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好名声，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构建和平以及关闭关塔那摩监狱等。一些媒体还认为，奥巴马在中东的谨慎行为，为中东地区制造了权力真空，最后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乘虚而入，并在中东地区发展壮大，成为为害世界的公敌。

（作者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瞭望智库特约研究员，文章转自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