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在特朗普的外交方略中占有虽不是最重要，但依然独特而有用的地位，而且正被他以迥异于其前任的方式“创造性介入”全球与地区的安全与经济事务中。一方面，他将使一些因与邻国存在安全困境、边界纷争而对美国安全保障存在较大诉求的印度洋及太平洋国家，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默许其经济主张。而另一方面，随着“印太话语”的进一步安全化、制度化和操作化，有可能出现一套全新的、带有极强排他主义的地区乃至全球性经济贸易制度安排。届时，美国对亚太地区的介入只怕又将使地区从此多事，甚至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地区安全利益构成挑战。

美国的党争极化和内部的碎片化，正是不同群体的普遍不满情绪在政治上的多元表达，目前看，任何党派或者政治人物似乎都无法实现某种整合和平衡。甚至，特朗普的当选从本质上讲就是两党极化政治，特别是共和党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不断意识形态极端化和反建制化的必然结果。作为结果的政治人物，自然毫无动力来改变原因，反而会持续强化并利用原因来巩固自身少数、极化但足以稳定的地位。

特朗普的“退出外交”绝非回归老式孤立主义，而是美国例外主义的一种堕落形式，看似矫正了美国外交的部分弊端，但却蕴含着更大的风险和在全球事务中的不负责任。美国卸下的负担无人接管，这或许将是世界面临的一种新式全球性挑战。

目前，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最具有紧迫性的问题是朝鲜核危机，这涉及到美国如何处理与日本和韩国的同盟体系的问题；最重要的议题是改善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涉及到自己的竞选承诺能否兑现的问题。“印太”概念虽然重要，但显然居于上述议题之后。“印太”概念是很难落实的，也是很难取得实效的。特朗普总统不可能以“印太”概念来挽救自己在国内的形象和民众支持率，不太可能把太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这个缓不济急的战略规划上。

特朗普的亚太行，其实是希望在亚太行前三站找到尽快丰富执政首年成绩单的金钥匙。本质上是通向美国国内的。未来，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两年将提前陷入“跛脚状态”。特朗普将大概率转场到外交领域。这种状态将被极大的连任压力所驱动，进而完全可能有强烈动机实施军事行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主动设定议程、积极引领并塑造其对外政策倾向，尽可能弱化其进入“跛脚”下半场后可能的冒险过激，才是国际社会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中方在主动引领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努力，正是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典型体现。

特朗普所代表的新孤立主义之所以“新”，主要在于其针对的对象有所变化。传统孤立主义强调的是不介入欧洲内部事务，而特朗普新孤立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已经形成的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质疑和摒弃。

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应该还没有成熟，他的亚太政策还在发展中，原因有三点：首先，特朗普的执政重心在国内，国内实在推不动时他的心思也许会放到外交上。第二，特朗普的外交哲学是自相矛盾的，他自己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处处都要占便宜，要美国优先，但同时又希望世界继续尊它为领导，不是领导的行为方式，但又要大家称它为领导，这里面就有矛盾。第三，美国在欧亚大陆有三个战略重点：欧洲、中东和东亚，这三个重点怎么排序，特朗普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多是关注若干具体的亚太议题，并没有一个全面的亚太战略。特朗普的战略版图上不仅缺少南亚次大陆，他似乎也不大关心东南亚地区。由于缺乏总体战略，美国的亚太外交政策面临诸多问题。美国的盟国现在不知道美国想要盟国做什么？这使得美国的盟国无所适从。而且由于缺乏总体战略，也不利于美国与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建立持久性、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目前特朗普无法从中东撤离，但美国要制衡中国，而自己不愿出力，那么特朗普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周边寻求代理人，借助他们的力量制衡中国。不过由于美国在经贸与安全等诸多问题上又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不会仅仅对华采取“制衡”。今后，美国在阻碍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方面依靠支援中国的地区竞争者来间接平衡中国，同时其自身又与中国保持高强度、频度的安全对话与经贸往来，并从中获得有益于美国的结果。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预见，鲍威尔或耶伦胜出的可能性最大。美联储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央行，人事任命的事态发展及潜在影响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拭目以待，看看究竟能花落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