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选极可能是一个周期节点，至少是一个1990年代开启的自由温和派周期结束的开始，美国政治生态也即将步入一个相对保守的新周期。2020年大选的选举过程及其结果将是进一步验证这个判断是否符合事实的一个历史机会。如果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延续了2016年中对蓝领、对中西部的控制，就基本可以确定新周期的即将开始。

目前多个主流媒体基本上还是将拜登列为7月31日第二轮第二场辩论的赢家。不过对于拜登而言，奥巴马的变革印记无疑是挥之不去的，如何打造升级版才是关键战略。对民主党而言，击败特朗普是“地板”，而如何对待作为遗产的奥巴马才是“天花板”。因为前者决定白宫下一个四年的主人，而后者决定着这个国家、至少是这个政党的未来。

当前，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都在经历重大的变化，经济不增、分配不均、政治不稳、社会不和等成为显著特征。大多数美国人没能意识到、更不要说准备好迎接这种变化，而不顺心、不安心是这种变化进程中的必然状况。美国政府本应客观承认变化并找出内部症结，通过改变自身而非寻找外部原因来进行根本性的应对，但目前来看，它显然还没去做这些该做的事。

目前对待多边主义的不同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内政（外交政策也是国内政策）的严重分裂。美国对待多边主义的态度和政策在一个十字路口上。美国2020年大选在2019年提前开打。拜登等拿熟悉的多边主义议题投石问路。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如同过去的3年那样对待多边主义？

组建所谓的护航军事联盟，实际就是组建以美为首、以海湾国家为主的攻击伊朗的军事联盟，通过这个军事联盟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进行最大限度的牵制和威慑。此外这样还可拉拢更多中东地区盟友，改变对伊单打独斗的状况，为其围剿伊朗增添筹码。不过，美国在中东地区无视联合国的作用，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很难达成目的。

军事封锁是战争行为，因而受到国际法的约束，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监督。美国的经济封锁在功能和效果上与军事封锁十分相似，会给平民造成破坏性后果，并带来引发战争的风险。联合国安理会是时候审视美国的制裁制度，并将其放在国际法及维持和平的大背景下进行权衡。

由于美国政府目前在阿富汗的处境与当年在越南时存在诸多根本性的差异，使得美国实在没有多少理由一定要从阿富汗完全撤军，因此也就无怪乎美国的安全精英们对特朗普的政策倡议兴趣不大、拖拖拉拉，走的是一条没有马蒂斯的马蒂斯主义道路。

此次对伊朗的攻击是美国首次将网络攻击作为报复他国的政策工具。美国这样做将给网络空间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损害了各国在网络安全上的互信。网络攻击不应成为一个毫无顾忌的军事选项，美国应当谨慎看待这种做法的成本和后果。

尽管当前美国年轻人对现状不满，而且很多年轻人也进入政坛。不过，由于年轻选民的占比不高，再加上年轻人对总统大选影响有限，其政治能量也不宜夸大。今后不管美国政治生态如何变化，年轻人的不满、和其诉求都需要美国决策层做出回应。作为美国左翼力量的一支生力军，其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美国政治。

长臂管辖权最早始于美国，为了扩大自己的管辖权，美国法律规定其法院在判断能否对一个涉外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时，可以适用“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即认为涉外民事案件中只要有任何因素与美国有关，就与美国有最低限度的联系，美国法院就可以主张管辖权。长臂管辖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本质是域外管辖权，是美式霸权；第二，“最低限度联系”；第三，不可预见性与随意选择性。在实践中，美国337条款、《反海外腐败法》、美国出口管制法是长臂管辖的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