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主导者是来自基督教文明的欧美国家，来自其他文明的国家只是参与者与接受者。现有秩序体现的是基督教文明国家的价值观，有利于它们“吃肉”，但也适当兼顾了其他文明国家的价值观，它们参加这些规则后也能“喝汤”。因此这个秩序能持续几十年。现在，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他们也要求“吃肉”。那么，现有的秩序能适应这种变化么？

特朗普政府在此次伊朗危机中暴露出了政策制定上的重大问题：总统要通过媒体来暴露自己和下属在政策上的分歧；而且总统让下属“绑架”到了命令已发出的地步。这似乎说明，当前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已“劣化”到了危险的程度。而且考虑到选战已至，临阵换人可能性不高。就此而言，美国国安决策机制的混乱还将继续延续，短期内不会“触底反弹”。

由于各项经济活动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出口的下降和进口成本上升将直接导致美国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消费者收入减少，增加失业率；公司业绩不理想和预期变差又会使投资者离场，导致股市的下跌；股市下跌后，国际资本从美国流出，进一步减弱美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美国经济如果过早进入下行周期，不仅将对全球造成拖累，而且对明年的总统大选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实际上，特朗普明知道“世纪交易”必然会失败，还下大力气推动，就是要留下历史遗产。从特朗普的角度看，“世纪交易”一经公布就已经胜利了。它或将终结“两国方案”，开启“一国方案”时代。对于巴以问题而言，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不能说不可怕。

如何与“生病”的美国打交道？一是认清“美国问题”的实质。二是客观全面审视美国。三是跳出“美国即世界”的思维陷阱。四是把握节奏、保持战略定力。五是超越“争斗和零和”的美式思维和行为方式。六是团结美国之外的多数国家，为人类发展开辟更广阔的舞台。

中国的发展来源于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无论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也主要是因为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中国要适应、解决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也要通过继续深化、强化改革开放来解决。在全球化时代，参与而不是自我保护，是规避风险的最好手段。在与美国行政当局的霸凌行为坚决斗争的同时，注意与美国和国际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形成共识，是稳住中美关系、改善自身国际环境的一个好手段。

焦虑中的美国精英在国际舞台上变本加厉地发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霸凌主义，给本来就并不太平的世界带来新的安全威胁，也让尚未复苏的全球经济再度蒙上阴影。面对这种情况，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需要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一方面并不惧怕其种种无理的霸凌行为和外交讹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一方面则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

从助美解决“二元”困境的角度入手，将“实现动态平衡的中美贸易”和促进双边投资作为切入点，推动中美经贸关系脱困向好。中国可以更务实态度回应美方合理关切；也要着力挖掘、培育合作新亮点。中美经济互动体量迅速增大，应推动美早日出合稳定中美经贸关系的综合解决方案，包括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自贸协议，最大限度消除美政策反复导致的经贸关系不确定性。此外，中国应汲取美“二元”经济和政治困境教训，扭住实体经济这一主业发展。

旧式安全观崇尚硬实力，信奉的是对抗，讲究的是我赢你输。这种安全观迫使各国无休止地进行硬实力竞争，势必造成源于“安全两难”的“囚徒困境”。美国在拥有了一段重视合作安全的长远眼光后，如今又回到了以邻为壑、与世界为敌的旧式安全观的格局。这种封闭自身、打压列国的保守主义思维，必将葬送那个曾经以相互合作带来更大范围安全稳定的时代，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

尽管美国是非常强大的，出于多种原因，美国处于特权地位；但美国的权力也是有限的，美国必须设定待解决事项的优先次序，并在许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合作。而且，其他国家不可能因受到胁迫就卑躬屈膝，有效和持久的国际协议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妥协，即便与敌对国家之间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