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和下属官僚们的博弈本来就是美国政治中的正常“戏码”，反倒是特朗普“大惊小怪”，而他的反复咆哮只不过证明了前任们的政治智慧：在美国这样的政治制度和开放社会中，“抓内鬼”只会导致人心惶惶，暴露政府的虚弱无力，根本起不到遏制的作用；最高统帅们可以做的，只能是适应这一传统。

美国此轮军费上涨不像特朗普“吹”的那么意义重大。首先，这不仅是实现特朗普扩军的“最后一公里”，而且很可能是其任内“最后的扩军”；其次，2019财年军费不论从数量还是涨幅看，都谈不上“历史性”，而特朗普也绝不是什么“新里根”。

美国太空军的创建及其规划中的未来活动表明，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将其超强的航天技术用于其设想的太空作战之中。这是人类之祸。美国此举不仅将严重威胁人类和平探索和利用太空的崇高事业，而且将对人类呵护共同家园--地球的努力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挑战和不良后果。

美国在变化。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其经济军事力量，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等方面。美国的政治结构，尤其是其正式政治结构以外的政治文化以及相应的准规则和潜规则体系，也在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早就开始，但特朗普总统的一系列作法，可能加速这一变化走向临界点。

某种意义而言，美国社会对麦凯恩的哀悼，更像是对一种理想中的、也曾经存在过的中道政治的怀念，并不单单是对逝者的政治利用。不过，纵观当今华盛顿两党的所作所为，也只能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既是不愿，也是不能。

特朗普炮轰互联网巨头的背后，是美国政坛运作逻辑的深层变化。这些变化让美国总统施政与竞选的割裂变得愈发严重，施政成果不一定能转化为竞选支持，若想赢得竞选就必须用一些“盘外招”。在“通俄门”的纠缠下，特朗普不得不做点文章，以阻止“通俄门”成为下次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否则，他很可能被民主党的“假新闻”和“阴谋论”策略反杀。

虽然特朗普政府看上去没有为“印太战略”投入大量资金，但美国的确在低调、稳步地落实这一战略，而且注重调动、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重视“微观管理”，既要“谋势”也不忘“谋利”。今后我们不必过高估计美国的政策执行能力。不过，我们仍需要更好地“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

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调整实际上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收缩态势下的被动反应。无论是提升军费、经贸施压、反多边主义，都是企图以美国狭隘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合理配置有限资源，阻断其他国家所谓“搭便车”的路径，并集中精力与资源追求“互惠与对等”，为维护美国霸权力求“开源”，而不仅是奥巴马时期的谨慎“节流”。

自去年12月麦凯恩抱病在家以来，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国会参议员吉姆·英霍夫一直实际代理，因而最具实力接任。与麦凯恩的鹰派立场与意识形态偏见相比，英霍夫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持有如此危险立场的政治人物若主导军事委员会，势必要为两岸关系持续输送新的更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相对比例持续下降，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外方试图以贸易战方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将逐步缩小，这是“60%定律”对中国不适用的根本原因。尽管中美经贸存在不平衡，但美国有话可以好好说。如果美国试图以单边主义的手段将其意志强加于人，在三十年前或许还行得通，但在新世纪的二十年代一定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