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策精英普遍认识到国际政治未来角逐的主要舞台在亚太，其中中美博弈是关键。在对华认识上，尽管日本各界极力渲染中国实力、尤其是军力增长，但决策层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却并不十分看好。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认为中美之间所谓的“权力转移”并不会发生。按照日本保守势力一贯遵循的站在强者一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安倍政府选择了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与美共同主导未来亚太秩序，而不是寻求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实现真正和解从而一起谋划地区发展愿景。日本决策者基于其对华认识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使中日关系增加了新的障碍，而克服这一新障碍并不是增加高层交流这一形式上的关系改善所能实现的。

随着日本日益主张国家外交“符合大国身份”，寻求拓展海外经济利益，并期望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获得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日本对非洲的“战略外交”也在逐渐推进。非洲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再度得到提升。在经济方面，日本将拥有众多人口的非洲定位为“最后的市场”，致力于以援助带动投资出口。另一方面，中国是日本在非洲“战略外交”的最大“假想敌”。在官方投入外交资源受到国家财政限制、无法抗衡中国等国的情况下，日本更讲究援助的质量、外交的策略性并且特别重视政策在当地市民社会的“落地”。在众多非洲国家中，日本政府选择性地重点加强与若干“支轴国家”的合作，其目的是抓住非盟、西非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并在中部、南部非洲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当中打入“楔子”，扩大影响力。

日本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是充满矛盾的。如何既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又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恐怕是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的关键。因此，在日本看来，一面在经济、国际事务等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一面在政治上防范中国，这两者并不矛盾，其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未来，这种状况或将成为中日关系的“新常态”，也决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限度。中日双方都必须为应对这种新常态而寻求新的共存方式，但日本政府必须考虑对华接触与防范政策之间的协调张力问题，过度的进攻性防范只会抵消接触带来的政策红利，只会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

将日本视为一个“异端”的认知起点，实际上阻断了全面认知特别是从国际秩序角度认知的机会。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各种国际机制，为国际秩序奠定了基本框架，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加入了大量多边国际机制；在地区上日本加入了美国在东亚的同盟网络，日本战前希望通过武力建立新秩序获得的东西，在融入战后秩序中和平地实现，结果日本变成了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忠实维护者。日美同盟对于日本的意义，与其说主要是军事意义，不如说更具有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象征的政治和心理意义。保证日本不再次成为一个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际秩序的重建和稳定，而非将重点放在讨论日本会不会走向正常化。中国对日本问题讨论的基本范式，已经到了需要创新的时候。

改善中日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不过如果主要障碍得不到化解，中日关系不仅难以改善，甚至还可能会恶化。既然明确了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是主要障碍，也就找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关键。日本与钓鱼岛问题相关的政策建立在历史认知偏差与法理误读基础之上，只要中方继续有针对性地把历史事实真相和法理依据说透，将日本的错误认知和误解逐一破解，这个问题就会找到转圜的突破口，两国关系也有可能找到改善的路线图。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日方与我相向而行，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所在。

安倍着力于改善对俄关系的战略，有值得理解与同情的方面。长期以来，曾经的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令日本感到了巨大的安全压力。日本长期重视领土问题，期待有朝一日能够要回北方四岛。而当前，俄罗斯在西方联合制裁之下，处于最软弱的状态，日本期待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给予大的支援和让步，换回领土。同俄方缔结和平条约，以便缓解来自于北方的安全压力，变威胁于合作。所以，安倍的对俄战略与政策能否取得进展？还要看北方四岛的解决结果。

这次日本在打破“武器出口三原则”之后，首次成套大型武器出口的失利，既有经验缺乏，也有各项规定和条件卡得太死的原因。倘若今后日本积累经验，摸准国际防务市场的“规矩”，继续降低成本并允许部分高新技术转让，甚至允许在购买国设厂建造，乃至搞好后期维修和保养的延伸等，日本的防务装备出口将有望扩大。

“日美关系对等论”者们认为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会消除原有的同盟不平衡性，减少美国认为日本免费搭车的不平心理，通过日美一体化还能够增强日本在同盟中的发言权。但是对等的日美关系可能很难从新安保法制中获得。另外新安保法制的另一个逻辑是增强对中国崛起带来不确定性的威慑力。这种逻辑的主要思路是面对一个不断强大和崛起的中国，而美国的相对衰落情况下，原来美国主要承担的威慑角色，需要由日本来分担才能保持地区的力量平衡，在此基础上同中国交往才有底气和信心，因而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强化同盟可以更加有效地同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这种思路听上去有些一定道理，但事实上很容易造成中日之间战略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安倍内阁军事战略对世界和平危害极大，中途夭折势在必然。首先，安倍内阁联手美军强化日本军事机器违背和平发展历史潮流，必将进一步唤起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觉。其次，随着安倍军事战略的推进，日本的政治、军事、财政、安全和道义负担将不断增加。日本国内反对战争、要求废除新安保法的政治力量将呈不断壮大之势。第三，中国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实和不懈努力，将毫不留情地揭穿安倍内阁扩军强军的谎言和虚构的依据。第四，日本军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日本独立行事倾向抬头将对日美军事同盟的运行不断注入新的变数。同盟经过日美相互利用的一时虚假兴盛之后，走衰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安倍在日本强军强国道路上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为他的政治理想与日本社会政治生活现实存在较大距离。就当前而言，实施新安保法后的第一步迈向何方，决定着今后一百年的日本是重蹈历史覆辙，还是平稳地迈过战后的坎儿走向新岸。常言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人们在现实中拭目观察，而历史则在远处等待着，等待为安倍的政治生涯以及他所选择的国家道路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