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是动态调整的过程，如何利用区域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如美国大选、菲律宾外交政策调整等来灵活地调整中日关系，考验中国的外交智慧。从东北亚和亚太区域的大局看，中日两国除了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也存在利益交集。求同存异，依然是中日关系理性务实发展的关键。

安倍政府精心制定新的经济刺激措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打脸。而且IMF最近在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预测中，对日本经济形势也不看好。认为2016年经济增长0.5%，2017年增长将降至0.6%。表明国际权威经济机构，对未来两年的日本经济形势仍不乐观。

算计政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只能是眼前的小利益，而不可能有长久的稳定、和平与发展。因此，日本必须放弃算计式的外交政策，放弃对中国的全面遏制，使两国关系回归正常的轨道。日本才能够真正地走向和平、安宁，增进自身国家和人民的福祉，与周边国家形成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才是对日本最有利的大战略，而这样的战略必然是基于善良的精神，而不是遏制与对抗。

一个可能制约新民族主义浪潮的因素可能来自皇位本身。日本的一个奇怪之处在于，该国皇室的思想似乎比其最保守的崇拜者更进步。这就是为何在日本明仁天皇发布广播讲话后，安倍晋三不得不严肃对待他退位的可能性。天皇的意见是不可拒绝的。这种对待君主制的态度或许存在问题，但它可能会产生吊诡的效果：阻止超级保守主义者做出最糟糕的事。

以负利率为主导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如之前所预期的那样取得成效，相反日本国债风险开始显现。货币政策遇上瓶颈，只能推动财政政策来寻求解决。不过日本一改之前紧缩财政方略，推动大规模宽松财政政策。正说明日本的以负利率为主导的货币政策已然失败，只能靠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政策来救火。但在实施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和推出大规模的财政政策之后，如果安倍经济学依然没有起色，试问日本还有什么宏观经济手段可以使用？

把修改和平宪法作为自己政治目标的安倍来说，修改《皇室典范》和修改党章多头并进无疑将牵涉他更多的精力。在日本现行体制下，修改法律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繁琐的过程，加之日本国内保守派对天皇退位态度消极，不排除其采取“拖字诀”来延长审议过程。平成天皇想必也认识到了这种可能，如果真拖到2018年，天皇和安倍究竟谁还能留在现在的位置上尚难预料。或许想走的并不容易走，不想走的却已经无奈离开。

日本认为过去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强烈的意愿和能力下得到实现和维持，现在美国的意愿相对衰落，需要日本等盟国展示意愿和能力，一方面补充美国意愿不足留下的空缺，另一方面激发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信心和动力。按照上述战略逻辑，“拉住美国”就被认为是日本的头等战略需要，南中国海则为日本“拉住美国”提供了机会。日本介入南中国海将会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其政治意味大于实际安全和军事意义。

安倍上台后，连续实施两轮的量化宽松政策，以解决国内通货紧缩和追求日元贬值为目的，事实证明结果恰恰相反。负利率政策，2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加上计划中的8.3万亿日元的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方案，能否促进日本实体经济的恢复，仍然未知。“安倍经济学”计划中的这支新箭，能够射出多远，能否命中红心？虽说有钱好办事，但射出这支箭的代价肯定不小。

获得2/3多数是个无意义的数字，安倍若欲说服选民修改宪法，必须渲染日本安全上的威胁。今后日本对华外交将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要求改善关系，做出和平姿态，另一方面不失时机进行挑衅，刺激中国，然后利用中国的反制，宣传“中国威胁论”。没有“中国威胁论”，修宪难获多数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若修改第九条暂时无望，安倍可以先进行非实质性修改，让选民对修宪有个适应过程。安倍的最终目的是修改第九条第二款，在此问题上安倍是矢志不渝的，渐进式修宪值得警惕。

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参院选举中的胜利，将使得安倍政权继续长期稳定执政，这也确实是日本国内的民意使然。不过选举中的利益权衡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国民选择自民党继续执政，并不意味着对执政党全部执政理念无保留的支持。选举过后，安倍政权首先要直面的还是国内经济问题，安倍自己在胜选讲话中也重申了这一点。而妄想利用南海问题宣扬中国威胁论，一蹴而就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做法，不过是空中楼阁，虚幻而又脱离了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