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2/3多数是个无意义的数字，安倍若欲说服选民修改宪法，必须渲染日本安全上的威胁。今后日本对华外交将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要求改善关系，做出和平姿态，另一方面不失时机进行挑衅，刺激中国，然后利用中国的反制，宣传“中国威胁论”。没有“中国威胁论”，修宪难获多数人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若修改第九条暂时无望，安倍可以先进行非实质性修改，让选民对修宪有个适应过程。安倍的最终目的是修改第九条第二款，在此问题上安倍是矢志不渝的，渐进式修宪值得警惕。

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参院选举中的胜利，将使得安倍政权继续长期稳定执政，这也确实是日本国内的民意使然。不过选举中的利益权衡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日本国民选择自民党继续执政，并不意味着对执政党全部执政理念无保留的支持。选举过后，安倍政权首先要直面的还是国内经济问题，安倍自己在胜选讲话中也重申了这一点。而妄想利用南海问题宣扬中国威胁论，一蹴而就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的做法，不过是空中楼阁，虚幻而又脱离了实际。

在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形势下，日本基于经济低迷产生的社会危机及“忧患意识”，表现出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特质。当前日本保守政党奉行的保守主义执政理念，适时与日盛的民族主义形成“共鸣”，在以“自由主义史观”、“爱国心”及传统文化等方式粉饰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同时，力求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达到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不断推动“正常国家论”所言的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特别是安倍再次上台执政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演绎出一系列的保守主义政策主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并将长期左右21世纪日本的政治局面及国家发展战略走向。

“安倍经济学”并无更好的突围之策。虽然“安倍经济学”抓住了提高通胀率的关键点，但就现实观之，日本政府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且很难动用其他的政策工具去缓解这种矛盾，故而日本推迟消费税改革，凸显“安倍经济学”改革之路越走越窄。全球市场面临着不确定性，“安倍经济学”的挫折则加剧了全球市场风险。

日银对于欧美等海外形势的误判，是导致日元升值、股价下跌的直接因素。而且日银原先认为，实施负利率政策后日元将贬值、股价也会上涨。但民间银却指出，负利率脱离金融市场实际。长期以来日本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致使金融机构用套利等方式也难以获利。目前形势下采取负利率政策，不仅企业不会增加投资、私人消费也难以增长。在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只有零的水平之时，单靠日银孤军奋战，实现物价上涨2%目标、经济回升很难，负利率政策难以持续。

今秋安倍四次访俄后能换来普京访日吗？不好说，这取决于日方能否率先取消对俄制裁，取决于日方与俄开展经贸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进展情况，取决于日方能否接受俄归还齿舞群岛和色丹岛作为解决两国领土争端的条件。依笔者看，难。未来，两国对话和谈判会继续进行，经贸合作也将会有所发展，但是安倍解决日俄领土争端的“政绩工程”有可能成为“烂尾工程”。

日本政策精英普遍认识到国际政治未来角逐的主要舞台在亚太，其中中美博弈是关键。在对华认识上，尽管日本各界极力渲染中国实力、尤其是军力增长，但决策层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却并不十分看好。基于这样的判断，日本认为中美之间所谓的“权力转移”并不会发生。按照日本保守势力一贯遵循的站在强者一边谋求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安倍政府选择了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与美共同主导未来亚太秩序，而不是寻求与中国等亚洲国家实现真正和解从而一起谋划地区发展愿景。日本决策者基于其对华认识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使中日关系增加了新的障碍，而克服这一新障碍并不是增加高层交流这一形式上的关系改善所能实现的。

随着日本日益主张国家外交“符合大国身份”，寻求拓展海外经济利益，并期望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获得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日本对非洲的“战略外交”也在逐渐推进。非洲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再度得到提升。在经济方面，日本将拥有众多人口的非洲定位为“最后的市场”，致力于以援助带动投资出口。另一方面，中国是日本在非洲“战略外交”的最大“假想敌”。在官方投入外交资源受到国家财政限制、无法抗衡中国等国的情况下，日本更讲究援助的质量、外交的策略性并且特别重视政策在当地市民社会的“落地”。在众多非洲国家中，日本政府选择性地重点加强与若干“支轴国家”的合作，其目的是抓住非盟、西非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并在中部、南部非洲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当中打入“楔子”，扩大影响力。

日本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是充满矛盾的。如何既搭上中国崛起的“顺风车”，又不使自己的利益受损，恐怕是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的关键。因此，在日本看来，一面在经济、国际事务等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一面在政治上防范中国，这两者并不矛盾，其目的都是为了有效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未来，这种状况或将成为中日关系的“新常态”，也决定了双边关系发展的限度。中日双方都必须为应对这种新常态而寻求新的共存方式，但日本政府必须考虑对华接触与防范政策之间的协调张力问题，过度的进攻性防范只会抵消接触带来的政策红利，只会制约中日关系的发展。

将日本视为一个“异端”的认知起点，实际上阻断了全面认知特别是从国际秩序角度认知的机会。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各种国际机制，为国际秩序奠定了基本框架，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加入了大量多边国际机制；在地区上日本加入了美国在东亚的同盟网络，日本战前希望通过武力建立新秩序获得的东西，在融入战后秩序中和平地实现，结果日本变成了美国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忠实维护者。日美同盟对于日本的意义，与其说主要是军事意义，不如说更具有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象征的政治和心理意义。保证日本不再次成为一个大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际秩序的重建和稳定，而非将重点放在讨论日本会不会走向正常化。中国对日本问题讨论的基本范式，已经到了需要创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