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问鼎相位一般需要“三根支柱”支撑：民众、政党、美国。简言之，民众选政党，政党选领袖，美国选伙伴。这是我们观察日本政治的重要视角。民主党的执政能力令日本民众倍感失望。除了自民党，民众实在别无选择。也正因为此，安倍才敢于无视民意。2015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自民党内部无人与安倍竞争，安倍遂“无投票当选”，成为自民党成立以来第7位“无投票当选”的总裁。由于安倍再度执政后，积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制定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的“新安保法案”就是最好例证。为了表示“感谢”，美国使安倍成了登上其众参联席会议讲坛发表演讲的第一位日本首相。

全面缺席此次阅兵，说明日本国内追求政治安全主导了决策逻辑，但这种担忧很可能是过度的。目前日本社会并没有出现严重右倾化情况，日本即使派出代表参加纪念活动，至少不会出现民众的强烈反弹。外交上，日本主要担心参加纪念活动可能会“自取其辱”，从而造成日本国际地位的低下。然而完全缺席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外交机会，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对于内政利益和外交失分的过度担心，导致在外交上“求稳”的政策心态极大地限制了决策。外交需要创造性思维才能实现突破性的结果，过度估计风险与过小估计风险同样危险，日本外交日后可能更多地需要创造性思维。

安倍政府为争取民意支持并在国会上通过安保法案，在大肆炒作朝鲜、中国等的威胁外，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外交攻势，并希望有所突破。安倍邀请普京访日，主要目的是要俄在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方面做出让步，并早日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等。安倍认为，如果此举获得成果，将极大地提升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换回国会通过安保法案所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安倍的如意算盘可能打错了。

日本全国轰轰烈烈的反安保法案，反安倍首相的行动，会成为安倍下台的最直接的导火线。即使搞不倒安倍，一定会搞倒他领导的自民党。30日的百万人抗议集会，也反映出日本社会的一种新的政治现象：这个社会并不是整体右倾，而是安倍政府右倾，社会民众转向左倾。他们正在唤醒沉睡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和平遗传细胞，使得日本社会埋没多年的”左倾“声音迅速雄起，取代了右翼的声浪，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主流。日本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和平理性，而民众越来越觉醒。这百万人的反安保法案行动，只是日本社会倒阁运动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三周中，日本社会将出现民众与政府，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激烈的斗争。可以预计，安倍死扛着也要在国会通过安保法案。但安倍首相这种无视民意的强硬手段，将会葬送他的政权，而且也将葬送他的修宪梦。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逻辑是美国认为中国是最大威胁。美国遏制中国离不开日本的支持。美国需要日本制衡中国，就要释放日本的军事潜力，安倍精于算计的特点在于对美国战略的准确把握。而且和平宪法为美国设计，为了配合美国战略修改宪法也就符合美日同盟的逻辑。新安保法案能够在众议院通过，也正是基于安倍首相对美日同盟关系的精确把握，以及日本朝野对美日同盟关系的惯性依赖。从目前看，安倍首相以美国制华和稳步实现正常国家化的努力符合他的政策预期。安倍首相，可以利用美国在东北亚修正历史，却无法预测国内民意的反弹。而制约日本政客权力的，正是反转的国内民意。

“普通国家”本质上是追求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社会并不反对日本对安全与发展目标的追求。然而，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国家是从战争与和平的分析视角解读日本的“普通国家”目标，将其单纯理解为军事国家，这显然不能充分理解日本“普通国家”的含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待日本的“普通国家化”道路，就会发现追求“自主、平等与大国化”是日本近代以来核心价值的内核，也是我们当前把握日本政治走向的根本。不过目前日本的“普通国家化”道路已经不再“普通”，它更重视使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表现暴露出大国的政治野心，它宣扬的国际贡献只是掩盖其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不是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战后70周年之际，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其未来走势应予以高度重视。

对中国来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和平主义价值的确在日本民间根深蒂固，而这一价值的根本是从人类文明良性发展的高度对国家使用核武器这一行为的朴素批判。由于日本民间的和平主义也是对当前日本右倾保守政治势力的重要制衡力量，而许多和平主义政治家也承认日本对亚洲的加害责任，中国舆论有必要对日本的反核运动表示一定的理解。在战后70年之际，心灵层面的战争和解对当前中日两国来说虽说困难，但如果双方能够多尝试换位思考，多尝试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将有助于化解两方不必要的误会，促进中日民间的跨文化和解。

安倍通过新安保法，日本真的没有得到军事自由，反而是违背日本发展与自主的利益下，更被美国影响与控制。而且，日本也因通过新安保法搞虚无的军事解锁，更造成他日的对手中国大陆与俄罗斯关注它的军事动向，同时美国也故意让日本被修理，使日本明白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所以，日本真的应该开始与中国寻找解决两国矛盾的方式，让中国从对手变成他的伙伴，给予日本一个摆脱美国影响的机会。

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已经深深地潜入到了当下的国际关系结构之中，换言之，安倍的历史观其实也是其外交战略的思想基础。至少在安倍看来，“道歉”可能违背其关于“正常国家”的定义，日本不愿意再背负侵略者与战败者的身份，而是要尽快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切割开来。选择性的记忆与遗忘能够帮助一个国家建立自我防御式的认同，但很难建立其可以与昔日对手分享的价值观。“道歉”之难真实反映了日本还没有做好真正融入东亚的准备。

日本安保政策修改引发的担忧，实际上反映了中美日三边互动上的“零和思维”的恶性循环。日本担忧日美同盟不可靠，所以需要展示自主姿态拉住美国同时威慑中国，而美国则担忧日本可能不听话导致日美关系受损，需要展示对日本的支持维护同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需要考虑不激怒中国，中国担心日美同盟会向反华方向发展，或者导致日本成为脱缰野马。这种状况本身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对于中美日三国来说战略成本都很高，中美日需要的不是军事力量上的平衡，而是相互战略认知上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