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日本的为政者完全背离“实事求是”精神，日本现任首相居然还在做“强大日本梦”，所作所为显然严重脱离了日本的基本国情，也背离了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特别是日本当政者没认识到真正制约日本“大国梦”的，恰恰在于日本自身的条件与国情。换句话说，日本的真正“敌人”恰恰在于其错误的内外政策，把怨气撒到中国头上，实在是缺乏自知之明。

在日本这种议会制国家，产业人口结构决定了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的票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某个政党能否上台或长期执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日本国内中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状态和政治倾向，对右翼政党、保守势力在政坛上的居于怎样的地位至关重要。其次，日本作为超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是该年龄段人群投票率和投票倾向的重要参考指标，相对于“激进”的年轻人，老年人会做出怎样的政治选择，也是不言而喻的。

安倍邀请河野太郎出任外务大臣预示着安倍在对华关系上开始了新的谋篇布局。而且为了防止特朗普绕开日本单方面强化与中国的合作，安倍有必要修正原有的对华外交政策，与中国建立和保持一定的沟通渠道。然而，这些都并不预示着安倍新内阁的对华外交将会发生颠覆性的变革。

在日本社会进入“一亿总中流”时代后，左翼政党的革命话语与民众需求脱节，其意识形态与群众基础相背离，其政治纲领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日本社会中赢得“下层”民众的青睐。结果是在国会选举中对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构不成任何实质性威胁。日本政坛左翼“失声”直接导致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失衡，政治生态恶性循环。

此次新版白皮书用了较大篇幅，详细介绍并分析了中国的军事实力及地区影响力等，但其中不乏批评和不满的言语，部分内容甚至有失公允。更为重要的是，新版白皮书的相关内容映射出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的若干矛盾。而安全问题上的战略性竞争容易引发中日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对抗，因此，中国有必要做好积极的预防性措施。

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和国家经济力量成就相适应的发展，日本方面的渲染是企图给中国贴上符合其居心的标签，以此作为增加日本军事预算、调整军事策略的根据，为安倍修改和平宪法铺垫道路。通过这种政策，让世界和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感到恐惧。而这也是安倍政府和有野心的政治家抹黑对方国家、偷偷改变自己国家政策和发展其受限制的军事力量野心的惯用做法。

安倍内外政策的重点是修改《日本国宪法》和强化日美同盟，连接两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继续渲染“中国威胁”。在决定能否修宪的三个条件即美国赞同、国会批准、国民支持中，前两个条件已经具备，唯独最后一个条件还不具备时，如何“说服”民众使之理解“修宪”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便成为安倍的重要工作。而做好这项工作的“法宝”，就是渲染“中国威胁”。

河野太郎的尴尬之处在于，他在外长会上借用其父的影响力与人脉与各国政要联络感情、拉近关系，但对其父的政治主张却有“敬而远之”的意味，循规蹈矩地延续了日本在海洋、“慰安妇”等问题上的既有政策，确实如王毅外长所言，让人“失望”。王外长还敲打他说，日方不要当面希望改善关系，转身给中国找麻烦，“希望你能够继承你父亲的正确理念”。

当前随着安倍晋三对日本国内政坛统治力的下降，安倍可能采取更加务实的立场来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且安倍以后在处理包括对华关系在内的外交事务时必将更为谨慎，这或许将成为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契机。

在日本国家的原则立场上，河野太郎从来不糊涂。安倍喜欢河野太郎就在这里。所以，不要天天盯着河野太郎的Facebook看，那里的意见、建议与日本国家重要议题相比，立即就显得苍白了。所以，自民党内虽有这样的不同声音，但党的意见最后能够和安倍保持一致，这才是安倍选择河野太郎出任外务大臣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