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日本政府在亚投行问题上风向的转变，也只是让经济问题回归到经济规律上而已。这种务实的姿态绝不能被解读为日本放弃追随美国，“一面倒”地倒向中国。而且尽管日本在对华经贸关系上更加务实是大势所趋，但这种态势仍有可能在政治因素影响下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

安倍设的这场赌局只有两种结果：赢了，安倍将名声大噪，成为自二战后执政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输了，安倍将身败名裂，自民党内大佬会伺机扳倒他，黄袍加身，坐上首相的宝座。孰是孰非，还有待观察。

5月15日，来华参加“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日本加入亚投行已经到了“是否决心尽快加入”的阶段。表示要避免在此事上“大幅落于人后”。所谓“落于人后”，其实就是担心美国突然加入。而且对日本而言，要解决日本社会经济面临的诸多沉疴，靠“安倍经济学”是无法带来内生活力的，日本依然需要广阔的外部市场。亚投行为日本提供了可行方案。拒绝亚投行，不符合日本利益。

尽管安倍再度上台执政以来，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出台新安保法等措施已经从本质上颠覆了和平宪法，使宪法第九条失去了意义，但日本主流民意对于宪法第九条的基本认知并未完全改变。对于以安倍为首的右翼保守势力而言，宪法第九条仍是日本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并最终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最大障碍，必须除之而后快。

就目前来说，中日关系的确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主要的外部推动力来自于美国。这并不是说美国要推动中日关系的好转，而是由于中美关系改善的大格局在促使日本对中国关系的改善，同时，这也有日本自身因素的需求，日本在未来的某个时点上加入亚投行，完全可能。

利用国际社会主要力量之间的各种矛盾，借外力脱困，积极为本国利益服务可谓是日本的拿手好戏。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日本都能敏锐地将自身国内政治经济等目标的设定与外部环境的变动相结合，积极借助后者为前者服务，并以此为判断依据制定对外战略乃至国家战略。仅从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如何借“中国威胁论”和朝核危机屡破军事禁区，不断在修宪和“正常国家化”的道路上向前推进这一点来看即可见一斑。而修宪对日本，对亚太地区意味着：第一，修宪将使日本成为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第二，修宪极有可能会被国际社会尤其是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解读为否定对战前历史的反省，从而加深彼此的互信赤字。

安倍要在2020年推行修改的宪法，2019年必须使新修改的宪法获得通过，也就说，要在这一年实行国民对宪法修改赞成与否的投票。根据日本目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还难以给出日本国民能否同意的确切结论。但可以说，就目前来说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安倍必然要大力推动宪法修改这造势活动，以便争取在2017年和2018年，鼓动日本国民多数同意修宪。

安倍政府最大的执政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朝鲜半岛出现动乱或者战争，完全可以成为威胁日本安全的借口，进而推动日本国内宪法的修改。所以，日本右翼势力最大的期待，就是盼望朝鲜半岛出现乱局，以便火中取栗。

支撑安倍政府的内外因素消失了，安倍政府由强而衰符合逻辑。其实，虽然是第三大经济强国，但日本是没有自主外交的政治侏儒，美国对日支持力度减弱，安倍就难以服众，日本政局生变生乱就成为大概率事件。右翼民众同样势利而为，一看安倍首相难以更有作为，也会出来反水，就像森友学园翻脸不认人一样。

日本虽有上述右翼团体和极右派分子，但却没形成“纯粹”的极右派政党，根本原因是国民并不接受他们的极端落伍主张。其实，日本人60%反对安保法案，70%反对修改宪法，宫崎骏、村上春树等国际知名的文化人是反“右”的。即使在“中间偏右”的自民党内也有不少“良心派”。应看到，反右未必反日，且要与日本大多数良知派一起反右。否则，就会被右翼或右派障目而不见战略互惠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