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改组主题明确，对内是将实现修宪目标定为主攻方向，对外重点是为积极应对新形势下的对美对华关系做人事布阵。不过这次改组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人心一新”的效果，提振安倍政权的支持率，是个很大的问号。日本舆论认为，安倍本人政治上的失信不是换几个大臣就能挽回的，安倍执政下的日本政局可谓进入了动荡期。

在日本在野党和民众看来，安倍政府越是“长命”，给日本带来的越是持久的内忧外患。加之战后日本政坛“不行就换”的政治传统，日本各界也对安倍内阁产生了审美疲劳，希望换一个首相。自民党在东京都议会选举被打败，就凸显日本社会的主流民意。加计学园和稻田朋美丑闻，不过是安倍政府不得民心的导火索而已。伴随着丑闻的发酵以及东京都议会选举的大败，日本政局已经进入了后安倍时代。

安倍“一人独大”时，自民党还能保持貌合神离般的统一一致，但是一旦安倍进一步势微，自民党内部会更加暗潮涌动。安倍自己也表示，“如今与支持率是否下降相比，身边人的瓦解更可怕。”目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安倍晋三疲于应对，前途难料。

所谓“失去了二十年”是过分夸大日本经济衰退的伪命题。与日本经济正常状态的1985年相比，日本主要经济指标并没有“失去”。而且，标志国民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仍处于上升状态，目前日本的经济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绝不逊色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另外对外哭穷是日本的一贯伎俩，因为哭穷可以给日本带来好处。利用“失去了二十年”的宣传功效，使日本得以在不被别人瞩目、反被别人同情，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情况下，低调发展经济。同时不仅仅是经济，日本还以“失去了二十年”的“哀兵之策”，虚退实进，向实现其“正常国家”的“日本梦”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在日美、日俄关系停滞的背景下，对政治下沉的安倍来说，外交的唯一增长点只能是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安倍理性的选择或许是借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与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机，努力改善关系，明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实现两国首脑互访，为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从而在外交上得分。

目前安倍急需必要的“政绩”，证明其个人的执政能力与信誉。因此，日欧EPA的框架协议或许在这个关键节点发挥了必要作用，既转移了日本国民的关注焦点，更为安倍的“华丽转身”创造条件。

尽管中日关系比前几年会相对稳定，中日之间对话沟通会逐步增加，但要看到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变化，主要源于美国和国内因素，而不是日本对华政策定位的战略调整，总体上日本从战略上调整中日关系并没有准备好。今后中日关系很可能会呈现出对话与矛盾，甚至间歇性的对立交替出现的新常态。

虽然日本首相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还“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其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内中原因，可谓时势使然——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更需要全球化体系的支撑。而且发达国家俱乐部“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其中。如果美国先于日本加入亚投行，日本将变得非常被动。值得一提的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是开放性的系统，日本加入进来更能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因而，日本没有理由再瞻前顾后。

今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恢复、国际市场需求畅旺，带动日本出口持续增长，促进了日本经济回升。日本为应对美国建立美日自贸区（FTA）要求，担心美提出比原TPP更高标准、进一步开放农产品、汽车等市场。同时为抑制中国崛起，日本决定改变态度，主导美国退出TPP之后的TPP11、推进“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然而，今年以来发生的森友学园廉价购买国有土地事件和最近安倍首相在宪法纪念日上的修宪谈话，受到日本朝野的严厉批评，安倍的执政也面临危机。

如今日本政府在亚投行问题上风向的转变，也只是让经济问题回归到经济规律上而已。这种务实的姿态绝不能被解读为日本放弃追随美国，“一面倒”地倒向中国。而且尽管日本在对华经贸关系上更加务实是大势所趋，但这种态势仍有可能在政治因素影响下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