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延宕至今，战局僵持。2023年乌方贸然反攻损失惨重，形势对其愈发不利。2024年或迎来决战，无论战局如何，双方都有可能和谈。但和谈的过程注定不会顺利，将形成打打停停，谈谈打打的局面。目前看来，由于俄与西方在欧洲安全框架问题上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乌克兰危机就或长期存在，俄与北约的对峙也就会长期持续。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欧洲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的上升势头无疑强化了欧洲右转的态势。但在不少欧洲国家，主流政党将极右翼和右翼民粹政党视为民主的风险挑战与威胁，不仅拒绝与其合作，且合力筑起“防火墙”加以排斥。因此，虽然欧洲各大主流政党的整体规模极可能在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后明显萎缩，但他们或能守住欧洲议会的多数票，避免欧洲政坛地震。可以预见，在近年来系列危机的冲击下，欧洲社会的右转将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

从2024年慕安会报告、会议议程设置以及会议讨论情况来看，可以明显看出西方特别是德国和欧洲对局势失控的焦虑和无力感，对输的害怕，以及对自身未来愈益凸显的迷茫。不过，正如慕安会报告所言，当前全球“双输”局面的形成是“人为的”，因此双输也不必然，如何变输为赢，需要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和西方国家的共同努力。唯此，西方才不会有输的焦虑，世界也才会有更多的合作共赢。

法案意在通过发展采掘和加工能力、构建原材料供应评估和分析体系以及推进国际原材料供应链合作，以内外多重手段增强欧洲关键原材料的供应保障。但鉴于欧盟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现状以及面临的外部资源地缘政治环境，实现相关愿景存在诸多挑战。不可否认的是，该法案对中欧在原材料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影响。中国愿与欧盟就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稳定进行政策沟通。只有中欧在关键原材料领域本着谋和平、促发展的积极意愿，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加强合作，才能为全球能源资源治理注入更多稳定性与可预见性。

目前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思考德洛尔留给欧洲的政治遗产可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首先，当下的欧洲亟待富有政治智慧、坚定信念与卓越能力的领导人“力挽狂澜”，为欧洲一体化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其次，如何凝聚民众共识、加强成员国团结进而继续追求战略自主，需要欧盟领导层拿出如德洛尔当年一般的勇气与智慧。最后，德洛尔生前对于欧洲对华合作始终持开放务实态度，期待欧方政界在缅怀德洛尔之际与中国一道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共同努力。

意大利拉拢欧盟和七国集团盟友共同投资非洲，一方面有助于弥补意大利对非洲长期战略的空白，另一方面，该计划也是欧盟对非战略的补充。但是“马泰计划”未来落实仍面临诸多挑战。更值关注的是，意非峰会拉开了2024年域外国家对非峰会的序幕，这预示着大国对非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将进入新阶段。

在地缘政治紧张的大背景下，欧盟有可能优先考虑制定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以加强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此外，欧盟也将继续加强与北约的合作，积极推进东扩进程，以在乌克兰危机结束后向乌提供可靠安全保障。同时，随着入盟谈判的启动，欧乌关系会愈发密切，乌克兰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内化成欧盟的问题。乌克兰危机已成为欧俄之间的危机。除非出现重大转变，欧俄关系的危机将长期化，这对于中国权衡对俄、对欧关系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这次军事演习被称为是冷战结束后北约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旨在向俄罗斯展示力量，向乌克兰提供信心，甚至表示出必要时自己可能直接干预的决心。但相较一次演习的规模和影响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北约的未来将向何处去。乌克兰战事似乎暂时唤醒了北约，但从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趋势看，北约的能力和意愿问题始终制约着他的未来发展，“脑死亡”未必短期内应验，但北约作为一个军事组织，存在着意愿和能力无法很好协调以至于难以适应其自身发展、应对其自身任务的“脑梗阻”现象是必然的。

德国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欧盟“稳定锚”，但从现政府上台以来，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稳定性就呈下降趋势，近期表现尤为突出。表面看，德国遇到的动荡都由一些具体事件引发，政府及时出面平息事态、稳定预期。但由于德国“共识政治”加速崩溃，经济结构性缺陷得不到弥补，面对新时代地缘竞争的冲击，德国很难维持稳定和繁荣。更为关键的是，德国稳定性下降，将不利于欧盟对外发挥软实力，国际上也将缺乏一支建设性的“稳定力量”。

如何在民众的不满面前找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欧洲经济安全的真正内涵；在时局变乱之间如何维护自身的政治安全，已成为欧洲面对的最大安全挑战。但囿于维护政治体面的“政治正确”，通过自我革新来获得经济安全并维护政治安全的正确解决之道，又成了欧洲的难言之隐。面对欧洲政治、经济真正的安全风险，北约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力不从心也无能为力。真正能捍卫欧洲安全利益的不是“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直面自己，谨防祸起萧墙。